深切缅怀罗豪才教授(8)

论文答辩结束，大家站着合了个影

因为没写“平衡论”，我心里总感觉欠着一桩事情。我从心底认同“平衡论”的学术贡献，不过我要写的话，恐怕也是以批评为主。我觉得“平衡论”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本来是回应中国特定问题的学术观点，经过不断的理论抽象，获得古今中外的普适性以后，反而模糊了它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正如一位英国同行批评韦德教授的“越权理论”一样：它想解释一切，结果什么也解释不了。在后来的几次讨论中，我把我的初步想法简要地跟罗老师说了。罗老师认真地听着，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不急不躁地跟我解释他的想法。他还是很维护他耕耘多年的“平衡论”的。

恰恰是在“平衡论”的论争中，罗老师展示了他的胸怀。他编的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把几篇批评文章也收进去了。

其中有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研究生陈曦写的，叫“平衡论的困境”。谈起陈曦，罗老师说，“陈曦不错！”谈起“平衡论”一个理论上的竞争者，罗老师说：“这个人学问不错，有想法。”而谈到另一个“平衡论”的激烈批评者，罗老师说：“这位老兄对‘平衡论’有些误解。”这是我所听到的他最不认同的说法了。

罗老师和一名学生合写的文章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他为这篇文章花了不少时间，连文字都改过几遍。没想到，文章的匿名评审人对这篇文章并不看好，言辞还挺激烈。杂志社的编辑有些为难，毕竟罗老师是中国法学界最大的官，“平衡论”是中国法学界很有影响的理论。

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做兼职，编辑让我跟罗老师沟通。罗老师很淡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啊”，于是把稿子给了另一家刊物。我很钦佩，编辑有这样的坚持，而罗老师也有这样的雅量。

2009年，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第一讲请罗老师讲他的“平衡论”。罗老师欣然答应。他招呼弟子们讨论，写稿子，做PPT，准备得非常认真。由于第一次用PPT，他把太多的文字放在上面，现场效果可能还不如他自己放开讲来得好。但他这个年纪了，还学习使用PPT，自己操作PPT，实属不易。

主办者担心自由讨论环节不好控制，让我问一下罗老师，是不是就不设提问了。罗老师说：“既然是学术讨论，提问还是要的。答得出，我就答；答不出，我就说我答不出，关系不大。”于是，安排了自由讨论。

我在北大读书那几年，正是罗老师从北大副校长升迁到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作上的事情，他说的不多，跟我们谈的基本上还是学术问题。只有一回，他说起刚去最高法院的感受。虽然有一些行政经验，去了法院，连怎么批文件都要从头学。具体法律问题该怎么处理，有的也没把握，必须了解情况，听取各方意见。

“有把握，不是自己认为理论上讲得通，还是要听取意见，”他强调说。

在最高法院副院长任内，他遇到的最大挑战当数深圳贤成大厦案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因为外商资金困难而一时陷于停顿，心急火燎的地方政府出手干涉，直接“注销”合资企业，让外商出局。最高法院组成了以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开庭审理多日，最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论影响，这起案件可谓“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后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上，还被作为研讨案例。

但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有纪委来查，罗是否收了外商的钱。罗老师说：“他有多少钱，能买倒我罗豪才、一个大法官？”另据一位同门说，深圳市一位领导把电话打到罗家里，提醒罗要“讲政治”。罗回答：“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官越做越大，慢慢地年龄也越来越高，罗老师对学术的兴趣却始终不减。我几次到他家里，一谈起学术问题，他就兴致勃勃。他家里很少来电话，有时候坐一两个小时也没有一个电话。“我应酬不多”，他解释说，“能不去尽量不去。”有一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本来是礼节性的问候，但话题一扯到某个学术问题，就刹不住了。放下电话，我一看，打了50分钟，耳朵都被话筒捂疼了。

到了七十之后，罗老师仍然保持着相当广泛的阅读和开放的思维。他自己收发email，他上网浏览，他给我们推荐他正在看的新书，推荐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推荐一篇叫“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文章。他热衷言谈的主题，增加了“软法”“治理”“人权”。他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为他的想法构建一套融会贯通的理论。

去年9月，我从哈佛访学回来，他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思维清楚，但口不能言，只好我说他听。我跟他谈美国大选，谈特朗普当政，谈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他很有兴趣，不停地抬手比划，想说话，却听不清说什么。中间又谈及其他一些事情。停顿一下后，我问他，继续说刚才的事情？他摇头。“那继续说美国？”他点点头。即使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在病床上，他的天地仍然宽广，跨越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