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罗豪才教授(2)

认识罗老师已经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来，无论他的地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我眼里——更在我心里，他始终是那样一位温和、善良、平等待人的老师，没有一点官气。跟他在一起，我们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总是笑着听人说话，也是笑着对人说话的。现在，他走了，但各行各业、世界各地认识他的人，受过他恩泽的人，或者哪怕只见过他一面的人，都会长久地怀念他。

还记得我刚入学的时候，北大法律系78级与77级的学生一起，定期邀请校内外知名教授作学术报告。规模小的话，就在老二教的阶梯教室，规模大的时候就去借办公楼礼堂。其中有一次，我们请了罗老师——当时法律系有两个罗老师，罗豪才老师四十多岁，我们叫他“大罗老师”，另外一位罗玉中老师年纪轻一些，我们叫他“小罗老师”。

“大罗老师”上来就讲，“在这里作报告的都是大教授，我只是助教，不是教授。我讲的供大家参考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这样坦诚地介绍自己的职称，之后我在大学里工作了几十年，也从没见过第二个这样的老师。因为对高校教师来说，“职称”是最不得了的事情，关系到待遇，更关系到面子，有的人不静心做学问，还非要在名片上印上“教授”两个字，成了“名片教授”，这既可笑，又可悲。每每遇到这样的老师，我总想起王国维的两句诗，“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在这次报告会上，我才知道罗老师是华侨。他的母亲、哥哥、姐姐都还在海外，他小小年纪就蹲过殖民当局的大牢，而后只身一人回到祖国求学。他作报告，一点大道理没讲，就是与我们推心置腹地拉家常，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读书的，听完之后我就想，这老师真“稳”，也真“静”。

后来罗老师当了“系领导”，再后来是校领导，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可无论他在讲台上教书，还是在主席台上讲话，他留给我的印象，都是最初的样子。

罗老师这辈子是挺辉煌的，按中国传统的观念，福、寿、禄，他都得享。北大的师生很爱戴他，这就不用说了。我曾经陪同他访问过一次泰国，亲身感受到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对他的崇敬，场面让人震撼。他的学问和事功，都轮不到我来评价，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第一，罗老师是北大法学院和北大国际化的第一大功臣。他会讲闽南话和粤语，讲很流利的英语，还会讲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再加上他的风度，真是一个外交家的样子。

今天的法学院学生，恐怕无法理解有罗老师这样一个人在，对学生、对学术事业的意义有多么大了。比如，我在法律系的第一学年，所能读到的参考书，主要就是“文革”前翻译的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以及苏联的一些法律文本，学这些当然也没什么不好，可只有这些就不行。学校图书馆当然有不少外文书，可法律方面的，很欠缺。罗老师通过他的海外关系，尽了很大努力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为法律系弄来了不少英文的法学著作，也有港台出版的繁体字的参考书，这些书放在法律系资料室标有“内部资料”字样的书架上，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

我不太了解“文革”前的情况，但北大专门设一个副校长的职位来管外事，可能是从罗老师开始的。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还是“土包子”，幸亏有了罗老师，我们才开眼看了世界。

在我印象中，他还特别善于从海外“找钱”，辛辛苦苦募来钱，主要就用于请外国专家讲课，以及送青年教师出国留学。法律系和港台、东南亚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交流，都是他一手开创的。在他之后，法学院和学校管外事工作的同志也都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承认，罗老师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奠基人。

第二，在学术上，罗老师不仅开创了中国的行政法学科，不仅在人权法领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还在晚年大力提倡“软法”研究。

罗老师后来当到了很大的官，可他一生从未离开过北大，一直都是法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一直都担任学术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当最高法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也按时回校给研究生上课，还很少缺课。由于他的地位高、阅历极其丰富，再加上他从未脱离学术的一线工作，长期独立思考，所以在他晚年特别强调“软法”的研究，我感觉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道路漫长而艰辛，更关键的是，具体该走什么样的法治之路，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求索并且不断争论的问题。就小小一个北大法学院，不同的学者之间，学术思想上的分歧就很大，交锋就很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罗老师提“软法”，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实事求是，弥合裂痕，让大家能够在一个新的话语体系里面找到位置和方向。不管你是什么派，首先要当实事求是派吧。

由此，我也想到罗老师提出的很多学术观点，都不是从概念出发，更不是从西方已有的法律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眼点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软法”就“软”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形的教化、规矩，可能“硬”得很呢。宋太祖赵匡胤曾经问赵普，天下什么最大？赵普答：天地之间,道理最大! 后来乡下大户人家往往挂一副对联，“天地间道理最大，家庭中孝弟为先”。这“道理”，我看就是“软法”。

中国人做事情，往往不那么“科学”。比如，中国菜谱中常常写“盐少许”，什么叫“少许”？三钱五钱？可你要认为这个“少许”不对，非要写清楚斤两，那你显然又不是一个合格的厨师。中国地域广阔，各地人口味不一样，每家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如果规定死了，口重的人感觉淡，口轻的人感觉咸，反而不如“少许”，可以意会，可以灵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平衡。

所以，我以为，罗老师讲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也好，讲软法也好，都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

罗老师走了，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将永远照亮后来人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