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第一窝”院士子女中的一员(1)
1878年起，各学院陆续开始执行《修订校规》，院士们可以结婚，却不会失去院士的资格。在此之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和学院院长及教授们可以结婚，余者一概不可以，因此剑桥大学的儿童始终相当稀缺。1878年以后，各个家庭开始渐渐成长起来。这样一算，尽管我不是年龄最大的儿童，不过也可以称之为“第一窝”院士子女当中的一员，由此降生于一个规模不大且相当排外的社会中——自然了，剑桥市的市民也是要靠边站的。
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身为长女的艰难处境。因为我从此成为母亲实践自己的全部教育理论的对象，而我对于母亲的这种威力自然要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且一定要在母亲的“善意丛林”间艰难前行，以便给弟妹们开掘一条自由之路。
如今想来，相比于同一时代的其他父母，我母亲并没有“理论病”，事实上，与我母亲相比，我认识的很多孩子的父母更有“理论瘾”。而且，更可怕的是，就执行以理论为基础的家法时，他们的效率明显高于我的母亲。
于是，一些孩子不许骑自行车，一些孩子还不能划船；一些孩子不得不天天学拉小提琴，还有一些孩子终年包裹着围巾；一些孩子禁止吃醋栗小面包，还有一些孩子一定得洗冷水澡。一些孩子甚至不得不长期光脚，还有一些孩子却严禁光脚。总而言之，这样的怪事和傻事层出不穷。
我母亲的理论大多数是昙花一现，而且，无论如何，在其用告示和声明垒成的城墙上，一直存在着（谢天谢地）相当多的窟窿供我钻，还有相当多的岔道供我走。更何况。她经常不在家，或者离家相当远。尽管嬷嬷相当忠诚，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却相当得慈祥和明理。所以，总而言之，相比于其他相当多的同龄人，我们自由得多。
源于美国人对独立的坚定信仰，我母亲经常鼓励我们为自己服务，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和同阶层有教养的英国孩子明显的不同。要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压根儿不清楚一个人可以为自己铺床叠被。
我偶尔还能得到批准过一天节，可以将那些上了锁的食品柜翻个底朝天，并吃光里面的食物，可以确定的是，此举主要是为了让我母亲得到方便。单就允许我们自己铺床叠被、擦自行车这一理论，的确是相当超前的。有时，我们甚至受命把自己的靴子擦干净，当然此类活让我们分外热心主动。我们还期望学习烹饪，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原因是一直会有一个慈爱的厨子与你共同待在厨房里，对你应该做什么给予精确的指导，当然还要帮你照管火炉。
玛格丽特学习烹饪时，一次因为厨子缺席，她就主动请缨地为大家做一只烤鹅当晚餐，没想到火渐渐灭了，鹅也渐渐冻死了。要知道，当时还不曾有煤气炉呢！她为下午茶准备的美味西红柿三明治得到了客人们相当高的赞誉，不过，后来大家才发现，她错将基廷牌杀虫粉当作胡椒粉撒在三明治上。幸亏我母亲诸如此类的教育理念，我们在1940年陡然面对赤裸裸的生活现实时，得以比某些同龄人更为从容地应对。当然，尽管我们也相当白痴——这些老天都看在眼里。
即便在我结婚之后，起初我也不曾想到自己可以亲任厨子一职，或者可以独自一人照料宝宝，尽管当时我们的生活压根儿不算拮据。并不是我对劳动自矜到了不屑的程度，于我而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在乎；而是由于在我的心中，对于怎样亲手操持家务没有一点儿概念，可真是白费了我母亲教导我们做家务的苦心。
当然，就我个人原则而言，我也对请佣人持反对态度，就算对他们态度和气、毕恭毕敬，如同我娘家对待佣人的态度一样。可是，这仅是一条抽象的理论，于我而言，我从未思考过没了佣人我们该如何生活。实际上，就当时的我而言，家里有佣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双方而言，这也是一种必要且无须挑剔的安排。由此可见，将近四十年的变化于一个人而言是没道理可谈的！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有时我们获准可以独立谋生，也并非同阶层和同时代儿童正常情况下的独立。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由我母亲的独立观造成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是我母亲无忧无虑的个性所致，那正是她最迷人的特质之一。当然，其中或许包含着几分懒惰。
的确，她对自己感兴趣的每一件事都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例如，她会心甘情愿地长途劳顿替别人寻找厨子，不过，倘若她自己同样需要一名厨子，她会感到相当麻烦，然后会费心费力地让他人代劳，帮她寻找一名厨子来。
每当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想到约克郡的租屋去度过一部分时光，于是，就会有某委员会“相当重要的”会议拖住她，我们不得不抛开她远行。就这样，我的父亲对无数次的险途做了恰当的组织和指挥：需要在伊利和约克换车，需要携带成堆的行李、女佣、狗、童车、鹦鹉、童床、澡盆，当然还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特别重要的是，还要带上比利（作者的弟弟威廉·达尔文，比利为其昵称），他每逢坐火车就会生病。
于是，当我们最终抵达那所屋子后，经常是嬷嬷和我安排所有的家务。一两天后，我母亲会相当闲适地到达，那时大家都已被安置得相当妥帖。对于这件事，嬷嬷和我都相当乐于去做，而且做得相当完美。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不过，在大多数母亲看来，对她们而言，多担当一些乱哄哄的杂务方为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