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出台规定 把证人保护机制贯穿办案全过程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对因作证面临人身安全等危险的人员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广州市《证人保护规定》是刑事诉讼法2012年确立证人保护制度后精细化落实这一制度的地方性规范文件，规定了刑事案件办理流程中公检法部门在保护证人方面的具体责任，为有效惩治刑事犯罪，特别是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配备了“最强助攻”。

　　■补足事前保护

　　办案各环节对证人保护进行必要性审查

　　2018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王某等7人开设赌场落网，案件到了花都区检察院。考虑到提供举报线索的李某某在本案中的关键作用，该院想让李某某出庭作证。但问题在于，为这个赌场充当“保护伞”的原花都区某局某副所长此时仍在庇护其他同案人开设赌场，李某某出庭肯定会面临不小的人身危险。

　　正在商讨对策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出台了《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证人保护规定》），“我们根据相关条文，，立即向侦查机关发出证人保护建议函，共同商定保护方案，确保公安机关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保证证人安全。”花都区检察院办案人员说。

　　花都区检察院所依据的，是《证人保护规定》中的“保护评估”条款，即对证人保护进行必要性审查。目前这已成为广州公检法等部门在案件办理各环节必须履行的程序。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以广州市为例，2017年6月至今，两级法院刑事案件数为3.2万多件，证人、鉴定人出庭案件约200件，出庭率约为0.61%。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下，犯罪组织背后关系网与保护伞复杂，担心遭到打击报复是很多证人不愿出庭的现实原因。

　　广州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杨建广表示：“我国目前的证人保护没有系统的制度，只有零散的规定，保护的主体是谁，具体采用哪些方法，各个部门之间责任如何界定，职责如何衔接等，都没有细化的运行规则，导致证人‘不敢、不愿、不想、不会’出庭。”

　　“证人保护具有滞后性，事前保护不足。实际上是只有证人遭受了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之后，相关机关才能对该违法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不少公检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存在的共同感受。

　　《证人保护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对证人保护进行了系统的细化规定。每一个阶段，对应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都必须把证人保护的必要性审查做在前头，及时对证人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现实性及其程度等进行评估，并作出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决定。

　　■细化过程保护

　　侦办各阶段设置严密措施保障证人安全

　　一旦评估认可证人保护的必要性，一整套保护措施就要立刻跟进。《证人保护规定》对案件侦办的每个阶段都列举了七八条具体的“高招”，包括“变更住所和姓名”“对证人询问的视频音频资料进行技术处理”“给出庭证人安排专门通道”“不得采用诱导式发问”等。

　　前段时间，公安机关办理的李某某涉嫌某宗敲诈勒索案中，对相关证人做了询问笔录的证词。“以往没有具体规定，证人证词囊括在一本大案卷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阅卷时，证人的名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都一览无余，个人信息一暴露，证人就有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相关办案人员说。

　　而此次办案，根据《证人保护规定》，公安侦查员专门接送证人至特定地点开展询问取证工作，其间避免其他与本案无关人员参与，此外还对证人的个人情况和证言材料单独立卷，与其他案卷材料分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这样严密的保护措施，此后被一直延伸到审查起诉、庭审等全过程。

　　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曾办理了谭某等20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多名被害人慑于主犯及其骨干成员的压力，不敢指认和作证。

　　“承办检察官与两名证人建立24小时热线联系，并要求公安机关派员24小时待命。在审判阶段，根据《证人保护规定》的要求，让证人在与法庭有物理隔离的证人室作证，采取全程模糊脸部、变声等措施，让谭某及其他组织成员无法知悉证人的身份。证人看到我们措施严密，终于打消了顾虑，出庭作证。审判结束后，承办检察官建立的证人热线仍旧开通，并定期询问证人情况。”海珠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李婷婷说。

　　海珠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征远说，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证人保护制度用到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这些重大、敏感案件中，不仅可以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有助于法官查明案情、准确定性。

　　■严肃事后问责

　　无缝衔接、规范运行，保护不力将被追责

　　以往，只有证人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甚至实质性伤害后，才对侵害人采取措施。而根据《证人保护规定》，一旦启动了证人保护程序，就像给文件加盖了密级，一旦泄密导致证人受到伤害，对涉嫌“保护不力”的相关办案责任人要严肃问责。

　　除了公检法各自责任追究机制外，检察院还承担“侦查监督”之责。在审查批捕的过程中，发现应当受到保护的证人没有得到保护的，或者发现有滥用职权、违反法律法规适用证人保护措施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案件从起诉到办结，往往要经历多次诉讼阶段转换，如果不建立无缝衔接流程，证人保护将面临断层，可能出现证人信息泄露，甚至导致证人作证后遭打击报复的现象。”广州市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思民介绍，《证人保护规定》还细化了证人保护流程，规定了各个阶段前后衔接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确保保护行动规范运行，形成公检法多方联动保护机制。

　　《证人保护规定》实施以来，通过落实保护举报人、证人措施，让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勇于指认作证，广州几家法院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已提升到了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