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性主义者对#MeToo运动的冷思考

方玮伦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

2017级硕士研究生

关于#MeToo运动和女性主义的讨论，这篇文章显然来得迟了一些，但“躲风潮”和“蹭热点”一样可以是策略性的，合理与否取决于讨论问题的姿态。

感受了前段时间学界和媒体对性骚扰事件表现出来的厌恶和愤怒，对于是否要参与这场讨论我曾犹豫再三，因为要表达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注定会冒犯政治正确和公众的道德直觉。

尽管本文的核心论点——无需为性骚扰的受害人提供更多法律救济——算不上什么激进主张，却也免不了有人皱起眉头甚至心生厌恶——这莫非又要为性骚扰乃至男权主义开脱或洗地？

非也。

但在申辩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急着点击文章左上角的叉，奉劝那些真心关注女性权益的读者还是尽量将这篇文章耐心读完。

开篇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性别并不多余，这也许能帮我争取到更大发言尺度。

我是一名女研究生，属于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性骚扰事件中最容易受伤害、也因此最需要被保护的那一类人。但也同样是因为身份问题，对校园性骚扰我选择避而不谈，尽管这篇文章的很多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参照。

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并且一向以此为荣。

不妨先将视线拉回至2017年的冬天。

从韦恩斯坦被众女星联合爆料性骚扰丑闻继而一夜之间从神坛跌入泥潭开始，一支标榜着“女性主义”的舆论力量就在美国娱乐圈迅速蔓延，终于酿成如今轰轰烈烈的#MeToo风潮。

好莱坞女明星们的爆料谴责义正言辞，也令人目眩，但我们的观察不要遗漏一个对比鲜明的视域——欧洲影视圈。

#MeToo运动蔓延到欧洲之后其号召力和在其发源地北美相比要惨淡许多。率先曝光韦恩斯坦的意大利女演员阿西娅·阿尔真托，虽然在获得了美国众女星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但在自己的祖国却遭受了冷遇。

多数意大利媒体评论者与电影从业者——无论男女——对阿尔真托的态度可谓非常不友好。前记者兼意大利议员雷纳托·法李纳认为，阿尔真托所说的性侵是嫖娼而非强奸；法国导演凯瑟琳·布雷亚在接受《Murmur》的播客采访时直言“不相信阿西娅”，并声称在阿尔真托和韦恩斯坦的关系中前者“类似于妓女”。诸如此类的言论若是放在国内恐怕早已坐实了“荡妇羞辱”的罪名。

阿西娅阿尔真托

虽然这些言辞确实不礼貌，更不绅士，但却真实反映了欧洲影视行业对#MeToo运动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警惕。欧洲影视圈当然不乏#MeToo运动的认同者，但整体上还是与美国影视圈对待#MeToo运动的态度拉开了距离。

1月20日是罗马的女性大游行日。阿尔真托向意大利的女性同行们发出了邀请，希望组成一支#MeToo运动的宣传队，但是很遗憾，当天现身的却只有她一个人。

留心观察则不难发现，#MeToo运动发酵至今，无论哪个讨论空间，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设计师卡尔·拉格斐对性骚扰的问题相当漫不经心，在接受《Numéro》杂志访谈时他表示，如果过度在意工作中的身体裸露和接触将会降低时尚行业的工作效率。

女性内部对性骚扰的态度也出现了分歧。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认为过度划清男女之间的交往界限会妨碍人们的性自由，她和作家凯瑟琳·米耶召集了一百位法国女性在《世界报》上发表了联名签署的反#MeToo公开信。

分歧背后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这里只说两点：

给“性骚扰”下个定义是十分困难的。

性骚扰应不应该包括言语骚扰？多大尺度的言语互动就算是性骚扰？饭桌上的黄色笑话算吗？肢体骚扰又该如何定义？多大程度的肢体接触算是性骚扰？握手超过三秒算吗？

简单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就会发现“性骚扰”的边界实在太模糊了。

同样是黄色笑话，有些女性听了觉得无所谓，但有些女性听了就觉得被冒犯了；有些女性可以接受互相拥抱作为打招呼的方式，但有些女性却可能在握手超过三秒后就要心生厌恶。性别、年龄、职业、经历以及婚前婚后都会影响女性对于性骚扰的感知。

究竟何为性骚扰，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感知给出自己的答案。界定“性骚扰”的标准有强烈的主观性，很难找到可观察的、公认的、客观的性骚扰标准，当然这不意味着女性对于哪些行为明显属于或不属于性骚扰的范围缺乏起码的共识。

两性之间与生俱来的认知差异会让界定“性骚扰”变得更加复杂。

美剧《傲骨之战》第2季第11集开头讲述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男生表示：“她给了我信号，我认为我应该有所回应。”而女生却说：“我不明白他说的信号是什么。”

《傲骨之战》

这对男女的约会过程稍显复杂，不光当事人对约会过程的理解有分歧，就连剧中律所内部对于此事应否定性为性骚扰，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

两性交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调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这个过程需要沟通，但有沟通就会产生成本；这个过程也需要试探，但有试探就难免错误。

很多性骚扰应该被定性为拙劣的试探，本质上属于判断失误。当男人（尤其是中老年男人）过高估计自己魅力值或过低估计对方耐受度的时候，最容易犯下这种错误。

“说你骚扰，是因为你长得丑；如果你长得好看，那就是‘撩’了！”话虽刻薄却并非无理。男人因此必须面对一个难题：在试探过程中，要让自己的魅力值和对方的耐受度相匹配。

这似乎意味着性骚扰首先是个智力问题，其次才是道德问题。

但这么说肯定是过于夸张了，相当数量的性骚扰确实就是道德问题。在媒体爆出来的几起#MeToo事件中，几个男人的行为举止就显得十分龌龊。他们试图降低沟通成本、缩短沟通时间，为此创造了一个瞬间可以完成的检验机制——如果你能忍受我的龌龊，我就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糟糕的是，要让这个检验机制更有效率，行为就必须更加龌龊。这种龌龊的试探会在女性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时更加无所顾忌，因此不道德的性骚扰通常隐含着一种权力结构。

上述两种性骚扰都是手段性的，不排除有人将骚扰本身当作目的的可能。对于这种目的性的骚扰，我就不做评论了。

不论目的性的骚扰还是手段性的骚扰，也不论骚扰是出于智力欠缺还是道德欠缺，都会令女性心生厌恶，这就是性骚扰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但考虑到伤害的性质和程度，还是应该把性骚扰和性暴力区分开来。

但请注意，性骚扰更可能成为性暴力的隔离和替代，而不太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前奏和先声。即使性骚扰和性暴力之间确有某种关联，也不要忽视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预警，因此比那些没有征兆的性暴力要安全一些。

#MeToo运动的一个欠缺就是没有认真区分性骚扰和性暴力，反而通常将两者含混在一个更加模糊的“性侵”概念之中，这就人为增加了讨论问题的难度。

前面提到的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对待#MeToo运动的态度反应了女性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有女性都愿意参与这个运动。两性之间的对立只是宏观上的，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女性，她最亲密的伙伴更可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她更可能和某个男性——而非女性——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女性群体之间还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有时还是蛮尖锐的（想想Ayawawa带来的争议）。

女人总是要和男人约会，也因此难以避免一些糟糕的约会。这个说法暗示了，争取约会的机会和承受性骚扰的风险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女性足够理智，就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想获得更多的约会机会，就要做好承受更多骚扰的准备。

“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期待确实合理，但另一个严峻现实同样需要女性去面对——男性群体是群鱼龙混杂的。区分鱼和龙，关键靠观察，但男人不采取行动，女人就没有观察的机会。狐狸尾巴提前露出来对女人未必不是好事——你达到了骚扰的目的，我看清了你真实的面目。

虽然颜值越高的女性被骚扰的风险就越大，世界上却很少有女性为了降低被骚扰的风险而宁愿牺牲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颜值。当然我承认这种态度也不理智，并且社会学意义上的不理智不等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理智，但起码可以为判断女性评估性骚扰的伤害提供一个参照。

不同女性的约会动机有强弱之分，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有高低之别。一般说来，那些约会动机更强的女性更能容忍糟糕的约会，也因此会把“性骚扰”定义得更狭窄一些。所以毫不奇怪，当很多女性纷纷参与#MeToo运动的时候，总有另一些女性宁愿旁观；即使在参与者群体之中，也少不了被裹挟的可能。

不排除有些女性野心更大，她们会把忍受性骚扰当作和男人交易的筹码。这种做法虽不光彩，但只要不妨碍他人的利益，却也无可厚非。

总之，#MeToo运动不见得会让所有女性受益。法律对性骚扰威慑过重同样不见得会让所有女性受益。更何况如果法律对性骚扰的威慑过重，那些原本缺乏自信的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就更没自信了，他们还能为自己的缺乏自信找到更过硬的借口——“以守法为借口”。

企业可能会减少对女性员工的招聘，即使为了降低员工的违法犯罪风险而主动建立反性骚扰培训和投诉机制，其所耗费的成本可能到最后还是更多分摊给女性员工——她们的薪酬水平会相对下降；同样，高校也会减少女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导师们为了避嫌也会有意无意降低与女学生的对话频率。

其实现行法律已经为性骚扰的受害人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救济。

受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向加害人方索赔，要求赔礼道歉；如果有猥亵的情形，报警后警方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人处以拘留；倘若情形严重到触犯刑法，受害人告诉之后还可以启动刑事程序。

有这些法律就足够了，如果说法律制裁还不充分，那也不是实体法的问题，而是证据法的问题——受害人很难拿出起诉或指控加害人的有效证据，但这主要是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法律武器却是昂贵的，对猥亵和侮辱很难取证，受害者不愿配合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对付性骚扰，网络舆论显然比法律武器有效得多。当行业环境封闭狭小，男性又占据垄断式权力地位时尤其如此。典型的例子是韩国，该国是玻璃天花板指数评估中职业女性境遇最差的发达国家，职业女性拒绝来自上司的性骚扰可能会面临行业内的全盘封杀。此时的#MeToo运动就是受害者寻求救济或寻找出路的一个杀手锏。

但网络舆论也因此会导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早有论者做了分析。但我还想补充一点：男性约会动机的减弱，对女性而言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意味着一部分约会责任要从男性转嫁给女性。如果让女性在更多承担约会责任和更多遭受性骚扰之间做个选择，结果会怎样？

无论是#MeToo，还是严惩性骚扰的呼吁，都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可能背离初衷。“政治正确”的狂热往往缺乏深思熟虑，不仅容易忽略两性世界的复杂性，而且容易忽略女性内部的复杂性。不能指望这群高级灵长类动物一夜之间都变成圣人，更何况都变成圣人的结果也未必就比现在好。

在年初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众女星纷纷穿上黑色礼服声援#MeToo运动，谴责好莱坞的性骚扰丑闻。但当女星布兰卡·布兰科一袭红裙出场时，就被网络舆论纷纷指责为“戏精”和“搏出位”。运动一旦变得狂热，就势必出现裹挟的成分。

金球奖典礼上，身着黑裙的女星们以及红裙的布兰卡布兰科

如今的好莱坞已然成为“政治正确”风潮的漩涡中心，作为公众人物，如果不跟风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就很可能会被怀疑为“反女权”。但女性主义什么时候成为了言论自由的封条，又是什么时候成为了道德优越的标签？反问只代表反思，而不是谴责，因为作为女性，尤其作为女性的女性主义者，我完全理解#MeToo背后的愤怒。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强调女性独立，为什么会对《使女的故事》《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等女性主义作品推崇备至，以及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追随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与其说我们在愤怒，不如说我们在挣扎——一种在女性特有焦虑中的宿命般的挣扎。

现代女性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在两性关系中努力争取前所未有的谈判能力。精神独立和财富独立都是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到处充斥着不安全感。我们太渴望有一种力量来支撑我们立足和前行了，而此时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无论是否深思熟虑，都是极鼓舞人心的。

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更有穿透力地思考来理解这个社会，智慧地洞悉幽暗的人性，对任何清高强烈的表达和行动保持适度的警惕。

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能够驱逐内心焦虑的力量，却更需要保持观察和思考的冷静和理智，这不仅关乎女性群体的命运，也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只有在感动之余拭去曾模糊掉视线的泪水，才能真正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