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上的“一滴血”,烟盒上的归国信……清华110岁生日,感念“大先生”们的赤子心
这些心怀“国之大者”的大先生们,共同构成了清华园里永远闪耀的灿烂群星。
|作者:杨雨
|编辑:咖喱
|编审:劳灵格
1911年,清华学堂创建。此前4年,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北京西北郊的王府旧园,便有了这座“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的历史就此拉开序幕:
1928年,清华学堂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学校迁回清华园复校办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1978年,清华大学成立研究生院与继续教育学院;1999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立;进入21世纪,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今年4月25日,清华大学迎来110周年校庆。
110年后的今天,这里已是一方青年学子最向往的学术圣地。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人始终走在社会进步前列,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面对曾经无比熟稔的校园,总书记说,“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广大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只有心怀“国之大者”,才能担当民族复兴重任。
何谓“大先生”? 他们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学问大家,是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教育楷模,更是心怀国家和民族、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曾在清华大学求学、任教的3位“大先生”。我们曾采访、报道过他们的动人故事,如今再度以此文致敬这些心怀“国之大者”的大先生们——他们构成了清华园里永远闪耀的灿烂群星。
林徽因,国徽上有她的一滴血
清华园里的新林院8号,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这里曾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住所。
1946年,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夫妻二人搬到这里。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好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都会来到小院参与茶聚。
·林徽因与梁思成
此前,梁思成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与林徽因一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这段岁月里,清华园里的新林院8号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时期的思想源泉,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的“诞生地”。
·1950年,林徽因(前排左二)与清华营建系首届毕业生合影。
女儿梁再冰曾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过妈妈林徽因在这座小院里设计国徽的往事。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由于对初选的国徽图案不满意,大会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邀请的专家中就包括林徽因。在她主持下,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设计小组提交了第一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
1950年6月,政协常务会议讨论国徽图案,认为应该在国徽中展现天安门图形,还要增加稻穗。林徽因又组织队伍画图、讨论。6月底,梁再冰从外地回到家中,客厅的情景让她大吃一惊——“新林院的客厅好像变成了建筑系的国徽设计工作间,沙发和桌椅上到处都摆满了金、红两色的国徽图案,妈妈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
·林徽因与梁思成修改过的国徽画稿。
6月20日,决定性的时刻到了。政协全委会召开了国徽审查会议。李四光先生指着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气魄大,天安门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真伟大;下边,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宏。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周恩来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意见。他停顿片刻,见没有异议,便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吧!“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报送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当时,她因病重已经无法站起来了,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
如今,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往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梁再冰想念妈妈:“当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挂起后,我常觉得,那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那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光辉。”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在清华园的“大先生”中,还有一位杨绛。她生于1911年,逝于2016年,曾求学、任教于清华大学。
杨绛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写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
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历时20年翻译出《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作品。
她最赋深情,亦是最富盛名的散文随笔是《我们仨》。一位年过九十的大先生,将一生对一家人的感情呈现书中。
她还在96岁时出版过一本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哲学家周国曾为这本集子写推荐语:“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
·杨绛
杨绛晚年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小区。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常年放着用于翻新外墙的脚手架,她则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整理钱锺书手稿,谢绝一切媒体拜访,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母校清华。
·1950年清华校庆日,杨绛一家三口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3号。
杨绛与清华的缘分可以追溯至90年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所在的东吴大学停课。眼见开学无期,她与几名同学一起北上转学,一心一意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最后做了一名清华外文系的学生。
也是在清华园,杨绛“一见锺书定终生”。1932年的一天,两人在古乐堂门口相遇,匆匆一面,便彼此难忘,从此鸿雁传书。钱锺书的信“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到放假回家才中止。哪天没了钱锺书的来信,杨绛忽然觉得“难受了好多”,才惊觉自己恋爱了。1933年的冬天,二人正式订婚,从此以后,天涯海角,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风风雨雨六十余年。
·1934年4月,杨绛与钱锺书在北京郊区周游。
后来,杨绛与钱锺书一同赴英求学,再后来,两人又都回到清华外文系工作。
工作闲暇之余,杨绛最爱去的地方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杨绛说自己最爱清华图书馆,并且她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她曾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写道:“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将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去某某家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随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以随意进入。
2016年,105岁的杨绛先生安然去世,不设灵堂、没有告别。在此之前,她将个人稿费和版税捐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如今,世人怀念杨绛,不仅是怀念她所拥有的古文和外文功底,更是怀念她做学问、做人的态度。
钱学森,香烟纸上写回国求救信
清华大学110年历史中,还留下了另一位“大先生”的足迹——“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的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两年后,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师从著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教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3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青年时期的钱学森
远在美国求学的钱学森一直惦记着祖国的航空事业,一心只想回国。清华大学也千方百计请他回校任教,至今,清华档案馆仍保存着梅贻琦校长发给钱学森的聘书。但动荡时局之下,钱学森未能回到清华应聘,正如他给父亲信中写的那样“瓜葛诸多,身不由己”。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又一次与妻子蒋英商量着早日回国。
但此时,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反共势力,在全美掀起了一股“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单纯的钱学森没想到,他一提出回国要求,就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随后,抄家、流放、拘留……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在长达5年被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和蒋英常常只能夫吹竹笛、妻弹吉他,以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
美国无理阻拦钱学森回国,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陈叔通拆开一看,是一张香烟纸,信末的署名是“钱学森”。他心头一震,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
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他在信中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当即把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很快,这封信由外交部火速转给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通过密电告诉王炳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面对这封信,美国人哑口无言。在中国政府和钱学森本人的双重努力下,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发出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同年9月17日,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
·钱学森携家眷回国。
千辛万苦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钱学森开始全力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
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主持下,300多名专家开始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钱学森是专家之一;1957年秋,力学研究班迁至清华,钱学森亲自讲授“水动力学”和“宇航工程讲座”;同年,周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1960年,中国第一枚弹道导弹“东风一号”试射成功;4年后,“东风二号”导弹被“送”上了天;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临北京上空……
·1960年,中国第一枚弹道导弹“东风一号”试射成功。
这些“第一”改变了中国。有专家说,钱学森将我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发射提前了至少20年。在当年的一场庆功宴上,毛主席曾指着钱学森,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
晚年的钱学森,大概是最幸福的人。他回国的初衷,就是要帮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他见证了“神舟七号”飞船和中国宇航员遨游太空,看到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震撼世界的导弹方阵……这些梦想都已实现。
2009年9月,作为“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首批项目之一,“钱学森力学班”正式开班,钱学森委托长子钱永刚教授参加了开班仪式。在病榻上,钱学森多次询问力学班的进展状况,他曾谈到对于该班学生的期待:不仅要掌握前沿的科学技术,还要树立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信念。
钱学森一生秉持“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理念。这也正是这位清华“大先生”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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