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与情感遵守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进步，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作出的这一简洁有力的论断，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不过，这句话之所以广为流传，似乎更多地是因为它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对完善健全的法治社会的美好期许与热切期待。有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法律必须被信仰？为什么仅仅被动地遵守法律还是不够的？

法治已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的法律体系也越来越严谨、全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法律规定愈加严密，违法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以黄金周期间媒体上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除了义愤之外，我们也不禁疑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等法律的重重制约下，在违法可能面临的重罚面前，店家为何仍然选择宰客？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情况下，为何监管机构先是互相推诿，在媒体曝光之后才开始雷厉风行地“运动式执法”？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缺乏法律信仰，法治观念淡薄。

近代以来，法律越来越被作为一种贯彻特定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工具，立法将人们假定为经济学上的理性人，不仅趋利避害，而且可以衡量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理性地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因此，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害怕法律的制裁；立法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设置惩罚和奖励才能更好地激励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套规则已经被内化成了习惯，维持秩序的力量不再仅仅是外在的监督，还有内心的责任感和道义的制约；而且，在熟人社会中违反习惯风俗规则的成本很高，一旦违反了，便被认为是丢人、可耻的事情，当事人可能再也抬不起头来。

然而，现在的城市主要是陌生人社会，不存在这种制约，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也更大。尤其是在旅游的情况下，游客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景点游玩，在某家饭店消费一般只是一次性的，即便对店家评价很差，多半会忍气吞声，很难给店家带来声誉或者收入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青岛天价虾”的店家选择宰客，是因为宰客的成本相对很低，正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由此可见，依照理性人的逻辑加强制度约束固然重要，但不可能一味地通过加大执法力度、设立“旅游警察”等方式来减少违法现象，最重要的还是树立人们心中对法律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出于趋利避害的遵守。

（二）

伯尔曼说：“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相比制裁和强制力而言，信任、公正等情感更有助于确保遵守规则，也即所谓的“富而好礼”“克己复礼为仁”。如果人们遵守法律仅仅是因为违法成本高，那么难免在违法成本低时会选择不遵守法律，而只有培养人们对于法律超出物质利益的信仰、对正义的追求，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这才是伯尔曼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的主要原因。

“信仰”法律并不是夸大其词。对法律的信仰，强调的是激发人们心中的法律情感，使得公正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成为一种真实的情感，比如为权利而斗争的激情、对平等对待的渴望、对违法行为的谴责等，从而人们会自觉地接受并维护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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