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对美国大选和中国经济的最新研判，太犀利了！

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挑战，来渡过难关。

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科技，是科技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科技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们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汽车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科技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公司，是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PayPal。

电商不是中国的发明，淘宝、天猫、京东做得都很好，我们依托一个巨大的市场，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发明而言，这不是我们发明的，eBay首先做了电商，然后又由亚马逊把它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做得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四大发明，不是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我们提高水平的前提。

拜登不会改变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那是中国人一厢情愿

我在一个学者群里，这些学者为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老友反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敌视中国。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从目前的情况下，拜登已经赢得了这一届大选。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只可能改变它的手法，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协调盟友，共同遏制中国。

从他过去所做和民主党的传统来看，他不会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基调。因为美国的政策取决于民意，实际上取决于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民意。美国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认为过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基本上是改变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

为什么美国的民间和政府认为他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呢？过去美国人希望通过开放美国的市场，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让中国加入到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来。

但是目前从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我们所看到反映出来的民意，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失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得到了美国民间、美国政府相当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变，拜登政府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

这一些似乎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要和中国过不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历史上，凡是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试图通过工业化来提高国力，来对国家的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破坏原有的均势，使得国际的格局向一个新的均衡移动，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并不是命运特别地不照顾中国。

中国崛起之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日本和德国，在它们工业化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期，都引起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动荡和重新组合毫无疑问增加了各个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历史的事实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它，而不能够心存幻想。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远东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日本崛起以后，，在亚洲国际冲突就接连不断，这就反映了原来的均势被打破了。整个的远东和亚洲摸索着要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之前，有着很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后，打了第一场战争，击败了满清，击败了清王朝。接着又打了日俄战争，击败了俄罗斯帝国，1930年代入侵中国的东北，很快深入到华北，全面抗战爆发，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紧张和摩擦，最终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哈佛这位教授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原有秩序的维护者，要想方设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现为冲突，甚至是以战争收场。

我们希望避免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动荡，这样的动荡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命定论者，我们认为这种最糟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们要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定力，及时地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潜力，特别是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的新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足够的韧性。坚韧的韧，不是任意胡为的任。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略，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严峻的挑战下能够取得新的成就。

本文选自许小年在“东软解决方案大会”的主题发言

来源：经济学黑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