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当上了作家，这种事只会在深圳发生 | 特区40年

1988年，刚来深圳打工不久的张伟明决定辞职，回老家写作。他以打工经历写出的《我们INT》、《下一站》等作品激励一代深圳打工青年拼搏奋斗，被誉为深圳打工文学的经典之作，此后，一代代深圳打工者通过打工文学，作为城市最底层的建设者，他们用粗粝的笔锋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同时也记录下深圳普通劳动者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辛酸与探索。

左起分别为：陈再见、程鹏、张伟明

“再不写就要疯了”

来深圳前，张伟明已经在粤北城市梅州端了六年的“铁饭碗”。他在蕉岭县国营化工厂当工人，是最后一批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的高中生。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和港台文学，但最能吸引他的还是琼瑶小说《几度夕阳红》，那是深圳打工的朋友辗转托人从香港给他带回来的。

“就想试试我能不能活下来，去呛一呛海水。”1987年，张伟明坐上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

初出茅庐的张伟明辗转在多家工厂打工，很少在一家工厂工作超过半年。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多时候十八小时，常常凌晨才下班。他很快发觉“这里只有‘工业’，没有‘文明’”，他不得不去思考来到深圳的意义。

再不写就要疯了，他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1988年，他在一家日资企业当IQC后不久，他决定暂时放下工作，回老家开始写作。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写完了以亲身经历为题材的《我们INT》。写完的那天，他披上棉袄走在马路上，冬夜的月光照耀着他，他感到身心异常舒坦。

写完以后张伟明回到深圳打工，将文稿给了文友推荐的编辑。不久《我们INT》登上了宝安区文化局创办的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首刊。半个月后他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他们“不知道作者也是打工仔，不敢相信他们的生活会有人去表达，而且写得那么真实”。还有人告诉他，自己因为读了他的作品去炒了老板“鱿鱼”。

后来他陆续写出了《下一站》、《我是打工仔》等打工题材的小说，几年后，他被宝安区文化局破格任命为《大鹏湾》副主编。这些作品无一例外是在老家完成的，“割裂式”的写作状态一直伴随着他，他无法在深圳写作，也无法在家乡打工。他在深圳无法安静地思考，但深圳“那种说不出来的自由”又吸引着他。

打工生活只有透不过气的加班，回到老家后他发觉自己和其他人的见识不同而感到孤单。在老家生活和工作，他觉得“一辈子就是那种状态”，在深圳工作，他无处搜寻家乡的归属感。后来，他在老家买了一个果园，每个月一半时间待在果园里写作，一半在深圳工作。他还一度把头发剃光以辞打搅。

张伟明把自己比作一条淡水鱼，在深圳与家乡的往返波折中逐渐变成了咸水鱼。他说，“这对我来说更开阔也更茫然了，我就在这两者之间游动。”

“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1991年，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经历的电视剧《打工妹》在全国热播，与此同时，打工妹安子的打工故事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书中讲述了初出茅庐的打工妹通过个人奋斗一跃成为城市白领的故事，将深圳描述为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为普通人提供自我实现空间的大都市，打出了“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口号。书籍上市后很快脱销，出版社重印几次仍然供不应求，“安子旋风”从深圳蔓延至全国，这可以说是当时打工文学创造的奇迹。据深圳打工文学学者杨宏海的调研，在打工文学出现以前，深圳临工最喜欢看的是琼瑶小说、武侠小说和算命卜卦的书。

在市场的推动下，《大鹏湾》《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打工文学杂志遍地开花。一些更权威的文学刊物如《特区文学》、《宝安日报》等也开始刊登打工文学作品。在以纸媒为主的时代，许多打工文学杂志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例如《大鹏湾》在广东省内单期销量最高达到15万册，其中90%的读者都是珠三角的打工群体。

因为打工文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深圳市政府开始关注和培养民间打工文学创作者。1992年，宝安石岩镇文化站创办了文艺墙报《打工村》，面向外来劳务工发表外来工投寄的各类文艺作品。龙华区政府出资出版了龙华第一本打工作者专集《南漂之梦》，《龙华报》刊出专版《打工诗刊》。到了2000年，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举行。

90年代中期，一个署名“土豆”的作者几乎每期都出现在《宝安报》（后更名“宝安日报”）的副刊上，他的文章语言生动鲜活，嬉笑怒骂，这个人就是戴斌。起初，戴斌来深圳就是为了“赚经历和赚钱”。“要想富，跑业务”，在这句话的驱动下他去了深圳保险公司做业务员，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积蓄在老家和深圳各买了一套房。就在准备安心写作的时候，他因为家中变故赶回湖南老家。

重返深圳后，戴斌的文风开始变得沉重而有力度。他写了《深南大道》和《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深南大道》里的打工妹小菊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看一眼著名的深南大道，后来她被人强奸后怀孕，分娩时遭遇难产，至死也没有实现愿望。《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写了一个保险业务员的辛酸与卑微，小说在结尾处写到：“带着小菊，回到乡下。”

在众多打工文学中，安子的作品似乎有不可替代的生命力。1994年，从重庆来到深圳打工的程鹏喜欢上了安子的书。他在一家木板厂负责烤木板，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他经常需要加夜班，白天铁皮瓦被太阳暴晒，屋内犹如蒸笼，程鹏便到外面的树林底下睡觉，睡舒服了就看书，时常读的就是安子的书。

对他来说，总在书中鼓舞他的安子就像一个偶像。那时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打工文学，只是偶尔自己写写诗。“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对这些苦都没有感觉，就觉得很快乐。”他回忆道。

一年半以后，因为频繁上夜班和没有编制导致升职困难，程鹏离开了深圳。他不知道几年后他又会回到深圳。

“我写故我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王十月、郑小琼等打工文学作家逐渐进入主流文坛，深圳打工文学的形式、主题也在不断深化。2010年，非虚构写作在国内方兴未艾，作家萧相风的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奖，震动了深圳文坛。此后，萧相风致力于非虚构写作，创办了非虚构写作公益平台“45厘米”,除了发表自己的作品，还为普通读者提供发表机会。

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也是故事的亲历者，这给了箫相风复杂独特的写作视角。他有一篇非虚构作品《倒带回东莞》，写的是他和另外两位作者一起回到东莞，探访当时打工的工厂的故事。他们失望又茫然地发现：“好多工厂已经不在了，好多地方开始搞房地产，做商业”。当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尚在的老厂，所有人都感到一种久违的欣喜，但他承认这种欣喜部分是他给这里抹上的“温情滤镜”。

除了进军非虚构领域，新生代的打工文学作家也在不断用更丰富的视角处理当下现实。2014年，80后作家陈再见的短篇小说《回县城》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他被称为“第三代打工文学作家”。他不同意外界常常认为的打工者一定会有身份认同焦虑，他自己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惑。深圳对他来说是个很亲切的地方，他的老家在陆丰，八九岁时他就来过深圳，他的许多邻里乡亲也都在深圳打工。他没有在深圳买房买车的计划，只在老家买了房子，每个星期坐高铁回家，只要一个多小时。对他来说，写作才是让他真正幸福的事情。

2002年，程鹏在北京漂泊了几年后再次回到深圳。他发现深圳的工厂环境变了，好多黑工厂倒闭了，工人拿不着工资；工资也很低，“女孩子一个月才五六百，男的更少。”他干脆去打散工，做装修工或者电工，一天80块钱，半个月的收入就超过在工厂打工的工资。这种“半失业”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他喜欢这种可以自己掌握时间的自由感，例如“我今天不想工作，就跟对方打个招呼，就不去了”，但同时，他也要承担工作不稳定带来的经济压力。

有一次程鹏被一家公司拖欠了两个月薪资，，他去劳动局讨薪，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冷遇，他灰溜溜地从劳动局出来，经过荔枝公园的报刊栏，看到一篇杨宏海所作的关于打工文学的报告，这四个字吸引了他。他通过朋友的帮忙联系到了杨宏海，很快他收到了杨宏海的热情鼓励，这坚定了他创作的信心，使他逐渐走进打工文学的世界。十几年时间过去，他仍然尊称杨宏海为“老师”，他还记得当时收到杨老师回复的场景：我在工地上看见杨老师发的短信，兴奋地从脚手架上跳下来。

杨宏海是最早发现打工文学并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学者，在他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人的“心灵史”。至今，打工文学作家仍在继续书写，他们关注小人物的精神诉求，写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深圳发展的一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