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手好牌打坏，是性情中人的拿手本事

声音资源加载中...▲主播/思婕 配乐/Jam-少年日志

我见世人的日子过得如此之累，除了逃避一不小心堕落成loser的痛苦，更在承受要让自己比昨天更好的焦灼。

一无所有的人不是最痛苦的，已经在人生路上拥有了一些成绩的人，才正经受着更多的煎熬。

犹如考试前压力最大的，是上次考试的第一名。

究其原因，大众媒体难辞其咎，向来只会鼓吹“从一无所有到攀上人生巅峰”的经历和技巧，灰姑娘的桥段长久盘踞在流行剧目中，还有当下最流行的职业——网红（据说半数以上小学生的理想是当网红），其内涵也不过是，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快速获得名利。

如果反着来呢？

那就惨了，说辞马上变成“把一手好牌打烂”，“高开低走的人生”！

人们公认的所谓loser，说白了，不过就是在名利的层面上，从有到无、从多到少的那些人。

所以你看，前一阵报道港星蓝洁瑛的离世，媒体众口一词地哀叹，明明抽到一手好牌，为何打得那么烂？

把一手好牌打烂，比一手烂牌没打好，更叫人悔恨。我们常常奋力躲避的，便是这种痛苦。

阿兰.德波顿总结说：

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不能如愿以偿的美国人更痛苦的了。

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再没有人会比当下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更焦灼的了。你几乎找不出几个人说得出：我已如愿以偿。

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因此，“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我不禁会想，，究竟怎样才叫把人生这幅牌打好了？

大众舆论的逻辑太不经看，只需多想一层，就会发现，怎么打不重要，只要名利双收，并且表现出志得意满，你就赢了。

因此，德波顿观察到：

如果不是搬来大理，我恐怕很难遇到如此之多选择终生看孩子、写诗歌、种果树的“边缘人群”。

而我向来对于主流和边缘的界限无感，只是觉得，相比千人一面的成功人士，在这些人里我更能密集地看到“性情”。

把一手好牌打坏，除了客观上的人世无常，还因为人们有性情。

我们会把一些人叫做性情中人，那什么是性情？

我心中的性情中人，木心必算其一。

看看他抽到的一手好牌：生在名门望族，二十几岁前过着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日子，家世、才貌、志向齐全。

然而，奈何人世无常，动乱年代，他因家世数度入狱。其中一次入狱的原因，木心自己写：

“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你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今天来看，纯属意气之争，忍一忍，先保全自己，不好吗？

然而人生很多时候，理性都要屈从于性情。

他说：

这是性情。

再看苏轼，起初的一副牌更加惊艳。

1056年，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第一次出蜀，自阆中上终南山，再前往汴京参加科考。

主考官是当时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读苏轼的试卷，拍案叫绝。

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后又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十年一次的“制科”殿试，御座前写下五千言，文章、书法、谈吐气度，都让老皇帝深深着迷。

尽管这个年轻人竟敢当面批评后宫花销太大，仁宗本人勤政不足。

宋仁宗回到后宫，兴奋地对曹皇后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就是这般美好的开局，却没能给苏轼铺垫出一条坦途。

个中原因，除了归于命运，还有性情使然，如苏轼自己坦言：

就是这“性不忍事”，屡屡为他摊上祸事，直到酿成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差点在这一次丢了性命。

在狱中被折磨了一百三十天，牢狱之外，是营救和扑杀两股势力的殊死搏斗，过程跌宕起伏，举国牵动。

终于，当他踏着残雪走出监牢，数千乌鸦在乌台上空盘旋，当冬日暖阳重新照射在他破烂的衣衫上，他那令后人惊叹的、对于生命的巨大热情重新涌入胸腔，惹得心中诗意翻滚，写道：

写毕，转而一想，“少年鸡”暗骂朝中小人，假如被他们揪住，又是一番祸事。苏轼无奈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这是性情。

如果苏轼动用一点官场智慧，凭借其政绩才干和声名，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极大。然而压抑性情求取高位，对他来说太难了。

人们对此的判词，逻辑上总是因果颠倒，比如“艺术家总是这样性情”，须知没有性情，哪来的艺术。

我爱读宋史，因其处处流露文人的性情。

苏轼在牢中受辱，命悬一线时，他大半生的政敌王安石，从金陵呈札子给宋神宗，正值案件焦灼，天下皆知神宗敬王安石如父执，此时他最容易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

即便你我一生为政敌，我也做不出落井下石之事，即便我一生心血遭你激烈反对，我也不会因此否定你的人格和才华。

这是性情。

它无关功名利禄，是一种无法说出有何好处的个体操守，是木心和苏东坡都极为珍视的，一股浩然之气。

把人生中的一手好牌打烂，更像是性情中人的拿手本事。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过他最推崇的人物：

此四子，除了苏轼，还有屈原跳河，渊明归隐务农晚年甚至落魄乞食，杜甫毕生忧国忧民郁郁而终，有谁不是拿到一手好牌，却生生被其人格和性情拖累，而得不到俗世的温暖！

在大理，我看到不少曾握有一手好牌的人，原本可以获得更多现实成功的人，如今，却甘于泯然众人、寂寂无名。

我看着他们，常常在想，如果他愿意打磨一下自己的某种性格，如果他愿意曲意迎合，如果他愿意隐藏一些性情，那今天或许会更加——成功吧。

可是，那又如何？

许多人之所以无法与世相合，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大众流行的价值取向充满质疑。

观察那些少有质疑的人，发现不过是在“把大众喜爱与正确混为一谈。”

梭罗对此做过贴切的类比。

大众舆论从来都是个暴君，不讲逻辑，少有思辨。

虽然我在写这样一篇也必将归入舆论一隅的东西，可我发自内心对舆论所吹捧的大多数观点，都嗤之以鼻。

如果容许世人各适其性，各异其面，那么我为你手上拥有的好牌欣慰，却也更欣赏你为了更值得守护的东西（哪怕只是舒展你那独一无二的真性情），而去打破一手好牌所框定的格局。

人生路有太多不同，只有走过的人有权对其作出评定。一手牌怎么打才算好，你说了才算，他人的褒贬，任由它们喧嚣吧，因为必将随风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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