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到底影不影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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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1日零点,举国人民沉浸在清空购物车的欢乐里时,我收到一条消息: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在一天前去世了,享年105岁。
“北有周有光,南有刘绪贻”,我的朋友曾受教于刘先生,她讲过一些刘先生的轶事。这位老爷爷每天家里来一堆武大学子,他风趣地把姑娘们都说成是自己“年轻的女朋友”;他每日7点起床,在电脑前工作10小时,到11点才睡觉,一直到一百多岁仍旧在写作。他从不忌口,最喜欢美食,尤其喜欢吃肉喝红葡萄酒。
据说,在弥留之际,他呢喃着的,仍是“吃什么”。
▲ 图片来自黄安年科学网博客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刘绪贻被推选为《美国通史》的总主编之一,在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和冲破禁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过程中,刘绪贻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勇气和风骨,一如他曾经说自己在1956年写的文章”大都是拾人牙慧,没有学术价值”。
他一辈子坚持学术,刚解放时,统战部本想让他担任民主促进会中南六省两市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但他没有接受,“我一生尽量不想在官场里搞,官场里如果不拉帮结派,就会受人排挤……我应该还是从学术研究中做出成绩来,得到社会的承认。”
看到消息的一瞬间,我想到的不是刘老的学术成就和风骨,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选择11月11日这一天,大约是刘老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因为他这一辈子的故事,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
为爱痴狂,虐死我辈单身狗。
1935年,22岁的刘绪贻在“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上见到了一位穿阴丹士林旗袍的女子。
这是我平生接触到的第一位文化水平与我相似、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形象又很动人的现代女性,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很有好感。——刘绪贻
他很快打听到,这个女子叫周世英。
肩不能提手不能挑,文科小刘能干点啥博得佳人的好感呢?那时候,这群年轻人正在致力于反对教育部门的高中统考,周世英所在的学校负责出呈文,一稿出来不大合适,小刘给改了,大家都觉得满意。这样一来,周世英小姐自然注意到了小刘。
文科小刘的另一项技能是自作多情——据说,有一次他和周小姐站得很近,周小姐的脸红了,小刘就想“我当时注意到了她的这种羞红,以为这也许是她情不自禁地传递给我的信息”。他甚至猜测,之所以脸红,是周小姐注意到了自己“粗眉毛的男性魅力”。就是下面这张照片,你们感受一下,粗眉毛到底有没有魅力——
小刘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第三方的,那时候的男女同学交往,还是颇为不好意思:
今日之事,我之所以予君以书而不予周世英同学者,盖希君告余以伊消息也。伊籍何处?伊年几何?订婚也未?……
信交出去,没有回音,消息却走漏了。忽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省高另一个男同学也喜欢周世英,他听说小刘下手,于是自己也写了一封信,重点有二,一说自己家里有钱,二打小报告,告诉周小姐小刘从前谈过恋爱。
小刘简直快要急哭了。好在这时候,周世英小姐的回信到了,她说,请他安心,好好准备毕业考试。
后来小刘才知道,周世英很讨厌男生炫耀自己家里有钱(因为她家也并不是没有钱),她也确实看重小刘作文写得好这个特长,所以请文科直男划下重点——
追女生,文章要好,脸皮要厚。
从实际情况来看,刘绪贻和周世英的家庭情况悬殊是比较大的:一个是穷小伙,一个是富小姐。小刘会考结束之后,住在宿舍里准备升学,每天只能吃一顿蛋炒饭,甚至连内衣裤都是同学接济的。
周世英小姐显然比小刘更加理智,她的回信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要交往,必须好好学习。只有获得一个好前途,两个人才能有未来。
1935年7月,刘绪贻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但是北大不是公费,他支付不起学费,只好放弃。最终选择了南京军需学校——因为读军校不需要支付学费,每个月还有零花钱。
连路费都囊中羞涩,托亲戚蹭了船票,一路从武汉到南京。一安顿好,他就立刻给周小姐写信,先去借了一身绸长衫拍了一张照,然后在照片背面写了一首肉麻的诗:
时而为底肥,时而为底瘦细细思量着,但教伊猜透。
周世英的回信是:“怎么看不出来瘦啊!”他终于忍不住问她对于自己上军校的态度。几番支支吾吾之后,她告诉他,自己的家人都很不喜欢“二尺五”(指军人),假如刘绪贻当了职业军人,他们恐怕只能分手。
在当时,要强行离开军校,简直是不可能的。黄埔军校毕业的班主任偷看了他的日记,得知他想要离开军校,曾经威胁他:“你若选择离开,我就通缉你。”
但是小刘心里想,我要不离开,爱情就要离开我。
1935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刘绪贻偷跑到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老乡住所,在那,他脱下军装,从南京坐船回到武汉。
回了武汉,刘绪贻没敢回家,毕竟,如果如实说自己为了爱情放弃了学业,肯定是会被打死的。他躲在同学家复习功课:“清华大学每年面向全国招收10名公费生,我觉得我只有孤注一掷了。”
不过,小刘的花痴本质没有变化。他跟朋友说,自己造了一个字,取自己笔名中的“莠”的秀和周世英的“央”并在一起,读为“样”,说这是人世间爱情的榜样。
爱情的榜样小刘在半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被清华录取为公费生。当年,周世英也被武汉大学录取。1936年8月末,他买了一张慢车坐票,从武汉前往北平。到了之后去小馆子吃饭,看见菜单上有一个“炒鸡子”,价格便宜,以为是鸡肉,兴奋点单。上来的却是鸡蛋。“九头鸟”小刘脾气上来了,和服务员吵了很久,然后才知道,北平人把鸡蛋叫鸡子(从前进饭馆的客人中不乏内监,为了避讳蛋,故有此说)。
比鸡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服务:
每间寝室住两个人,各有一床、一套桌椅、一书架、一衣柜。为防风沙,窗子有五层:最外层为竹帘,其次为百叶窗,再次为玻璃窗,玻璃窗上附一层白绸布,最里面是一层淡色厚布帘。此外,白天还有马拉洒水车不停地在各条路上洒水防沙。报到时每人发有两个布袋,晚上将要洗的衣物装在袋内放在寝室门旁,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人收了去,隔天早上,便可在原地取回盛有洗好烫好的衣物的布袋,而装有要洗衣物的另一布袋又被人拿走了……
另外,如果喜欢花,只要花一毛钱,就会有人把花送到宿舍。这是上学吗?这难道不是住宾馆吗?
有这样的环境,教务长潘光旦功不可没,他认为学校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教育的最大效用,并非养成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尤应避免“专的过度”而造成“人格的畸形化”。
所以,清华头两年不分院系专业,即使定了也可以随意转,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读至少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文法科的学生必须至少选读一门理科课程。刘绪贻入学时,遵父亲遗愿报的是化学系,第二年读了一年外国语言文学,一直到大三,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所喜欢的专业——社会人类学系。
有这样的好环境,小刘的成绩却并不好,原因还是只有一个——恋爱。
他每天似乎只为一件事活着:周世英什么时候给我写信啊?
在学校里,我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她,看书的时候想,做练习的时候也想。
刘绪贻每天给周世英写信,却常常收不到对方的回信。对女友的态度,刘绪贻感觉摸不到头脑:“我觉得,自己为她付出这么多,爱情总该有个结果了。”
这样发花痴,学习能好吗?到了学期末,普通化学和微积分都不及格,成绩不足,失去了继续享受公费的资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方便学生求学,当年国民党教育部门提出,学生可在家庭就近的大学借读。“我就报名到武大借读,在借读的3个月里,一直都期盼她能来学校,结果她却没有来。”
周世英托朋友告诉小刘,对爱太缠绵,太沉溺于爱情,会妨碍学习。
妹子真是好妹子啊!
在妹子的鼓舞下,小刘终于从花痴小刘,回归到学霸小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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