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人员创业 如何打破体制束缚

教授

下海

浅色衬衫配牛仔裤，习惯将袖子撸到肘部——闫军威在学校是一个很像科技型公司CEO的教授，在外头则是一个很像学者的CEO。实际上，他既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也是广州远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在广东，像闫军威一样有着双重身份的创业者，将越来越多。

高校，集聚了庞大的科研创新资源，是重要的创新源头。而在过去，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高校科研力量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支撑创新的作用。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高校和科研机构要面向经济主战场，创造更多可供转化的应用型科技成果。

在惠州，惠州学院教授钟平生研究的“有机水稻主要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项目，采用生态控制为主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环境污染，提升惠州农产品质量。项目推广后，数以万计的农户获得难以估量的实惠。

而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创业，也是一个重要方向。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改变以论文“论英雄”，增加科研成果转化的权重；推动人事管理改革、解决教授创业的后顾之忧——实际上，珠三角地区已经有部分高校走在了前头，并催生了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对于包括惠州在内的城市而言，一方面能否继续鼓励院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能否营造更优越的创业环境，是吸引更多教授们在惠州创业的重要发力方向。

撰文：叶石界

从国内新三板到国外主板教授把公司带上了资本市场

30年前，闫军威开始进入暖通空调节能控制领域，从事节能技术基础性研究和产品开发，并陆续接了一些国内外的项目并将技术推出国门。不过，当时由于高校教师身份，他并没有想过创办企业。

2003年，其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率先出台了《关于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的若干规定》，鼓励教授以成果入股公司、创办企业。恰逢此时，学校国家科技园成立，有了数年积累的闫军威，带着试水的心态开始了创业之旅。

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公司发展很快，业务也从华工校园内，走向广州、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系列专利技术产品在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商业建筑等各行各业的工程中得以广泛应用，公司也壮大为拥有近百名员工、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2016年9月，远正智能在新三板上市，成为华工首家新三板上市公司。

“所谓‘教授办企业’其实有着多种方式，既有携带自有技术直接创业，也有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合办公司，还有跟外面企业合作一起技术攻关并深入参与企业运营等等，不一而足。”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马卫华告诉记者。

在更早的时候，广东一些高校在探索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将一批教师派到企业的管理岗位上，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1992年，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与云浮新兴县的勒竹鸡场（现为创业板千亿市值企业温氏集团）签订了长期技术合作协议。当年刚在华农大动物科学系任职没多久的老师陈瑞爱，就是以学校外派技术员的身份到了勒竹鸡场兽医部做技术指导，一干就是25年，后来兽医部独立为大华农公司并登陆资本市场，陈瑞爱则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如今，陈瑞爱经常往来于广州与云浮之间，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教授与企业董事长身份的不断切换。

对于双重身份的切换，陈瑞爱认为有着显著的优势：如果只是简单的技术成果转让，科研人员往往缺乏跟进研究的动力，没有连续性，因此也难以真正实现高效和研究机构的价值。而通过“人的输出”，以人为纽带，让高校教授长期深度对接产业，将更便于盘活一系列资源，实现高效的转化。

一些教授还将企业办到了国外。

2003年，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钟振声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加拿大参与设立了一家生产维他糖的公司。随后经历9年的研发，产品顺利获得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颁发的食品安全证书，产品供应给可口可乐、雀巢等食品巨头。2014年，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虽然到去年才开始量产，但第一年就实现了2亿元的产值。

如今已经年逾60的钟振声，除了继续带学生，在创业路上依然激情高涨。“接下来我们还要在东南亚地区办厂。”他告诉记者。

不止以论文“论英雄”教授迎来创业春天

“允许科研人员将研发成果和市场实践相结合，是国际通用做法。”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对记者解释道，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几乎每个搞科研的教授背后都有一个企业。

美国硅谷的形成，就与斯坦福大学的探索有着密切关系。

60年前，时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的弗雷德里克·特曼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搞研究，还要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斯坦福大学很多师生开始涉足商业，特曼的得意门生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最早就响应院长号召，借了几百美元在车库倒腾了一个电子产品，催生了今天的跨国巨头惠普。

40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大洋彼岸的华南理工大学借鉴了这一模式，出台了《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业岗管理办法》《华南理工大学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管理办法》，为老师创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2003年，该校出台的《关于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的若干规定》，则明确提出“以职务发明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创办科技企业，主要科技人员所占的股份最高可以达到50%”。

闫军威、钟振声等创业者，就是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校内企业家代表。

但出台鼓励教授创业的政策，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教授就应该专心搞研究”、“教授办公司是不务正业”……不少人发出这样的质疑声音。要正视听，就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好法律、政策的指引。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在过去多年里，一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领衔提出了包含60多处修改意见的议案，推动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2015年10月1日，这份被称为中国版拜杜法案的法律，经过修订后正式实施。

近两年来，国家、各部委、广东省出台了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破解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等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