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意识（2）

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讼师非常活跃，诉讼率也日趋高涨

著名的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在《近代化与法》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从诉讼率的视角，考察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诉讼率低，那么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就弱；如果诉讼率高，那么法律意识就强。因为老百姓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会去打官司。因此，诉讼率跟法律意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中国古人的诉讼意识是怎样的呢？读过《水浒传》的人，可能还会记得：武大郎被潘金莲、王婆、西门庆合谋害死后，武松出差回来，看到自己的大哥突然死了，觉得很诧异，就去调查取证。刚开始，武松想走司法程序，就去找卖鸭梨的郓哥，盘问他怎么回事儿；接着，又找到了仵作行的团头何九，取了武大郎的骨头以及西门庆的贿金。取证后，武松找了一个陈代书，请他写状子，因为代书是专门帮别人写诉状的行家。之后，武松再去县衙告状。可是，县衙里的胥役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到最后，武松只得采取“私力救济”的办法，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说中的武二郎，对诉讼程序并不陌生，故而整个行动有板有眼；至于复仇杀人，乃是被逼无奈。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法律意识呢？我的答案：是。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诉讼已经不陌生了。也因此，有学者声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可以用来佐证“诉讼社会”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讼师非常活跃。讼师不仅在城市开设歇店，招徕生意，而且还出没于穷乡僻壤，甚至还搭建了跨区域的业务网络。能干的讼师，可以置起家业，即使“菜鸟”讼师，也能养家糊口。试想，如果没有相应的业务，绝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

二是“官代书”制度的形成。官府设置官代书，有两种功能：（1）帮诉讼两造（专指涉及诉讼关系的原告和被告）写状子；（2）通过官代书来抑制讼师。不过，由于官代书的法律素养不佳，考试的录取标准，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他们很难起到遏制讼师的预期效果；相反，讼师文化素养较高，脑子也够机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代书提供法律服务，两造还是要找讼师帮忙写状子。

三是诉讼率的日趋高涨。以乾隆时期为例，全国设置了约1500个州县，人口约有三亿，平均每个州县约有20万人。那么，每个州县要审理多少个案件呢？大约一两百个案件。当时的家庭规模，是五口之家。每年约有二百个家庭会有一起诉讼案件；10年下来，约20个家庭即有一起诉讼。可见，这个比例不低。如此多的家庭卷入诉讼，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怎么可能！

四是限制诉状的字数。由于“放告日”提交州县衙门的状子很多，一年甚至会有数以万计的状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催词”和“投词”一类的文书，以至于州县牧令根本看不过来，就想出了限制诉状字数的招术，以便节约牧令的时间。因为州县牧令负责辖区的所有事务，一忙起来，时间就不够用。那么，诉状的字数究竟多少才算合适呢？各地不同，基本上是在150-300字之间。如果以一万份诉状来计算，累计约有150万-300万字之多。足见，牧令要读完这么多的状子，所花费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

性情温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为何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

人们通常会说：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社会；而且，儒家特别倡导“无讼”的社会理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呢？从抽象层面来看，这些说法固然不错。然而认真思索起来，它们又有不小的问题。这是因为，老百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个个都是“君子喻以义”的；相反，因物质资源匮乏而导致的生存压力，势必产生“小人喻以利”的现象。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作者曾说：在中国农民的眼里，每一粒稻谷都是珍贵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自身利益受到了侵犯，诉诸衙门也就不可避免。要之，君子道德与无讼理想，一旦遭遇物质利益的挑战，也就难免落荒而逃。

甚至，当我们读到帝国官方关于“调处息讼”的话语和渲染时，亦切不要以为，这完全是对于“无讼”理想的追求。实际上，它更有可能是由于州县牧令忙不过来，乃至是因“自图安逸”而拒绝受理案件。毕竟，明清时期的牧令，不像现在的法院，他们是瞿同祖先生所谓的“一人政府”，必须承担征收赋税、官学教育、社会治安、灾荒赈济、公共工程，等等的各项事务；甚至，牧令晚上还要打着灯笼跟衙役一起巡查城里的治安。即使以司法实践来讲，他们要负责缉捕案犯、检验尸伤、勘查现场、审理案件、管理牢狱等事。除了审理数以百计的民事案件，还要审理十起八起的命盗案件。像广东省的南海县，一年发生的刑事案件就很多，清代知县杜凤治在日记（杜凤治日记逐日记录了同光年间所在地方的风土民情、官场风气、上下关系、办事规则、基层断案过程，几至“事无巨细”；记载了自己的出入行藏和对朝政世事的联想心得，几至“感慨良多”。所记甚至连四时变化、阴晴圆缺也无一遗漏，这就使他的日记成为研究晚清基层社会以及地方官场的珍贵史料）中曾经提到，单是强盗案件，一年就有80来起；一次执行死刑，也有17人之多。与南海相比，番禺稍微好些，命盗案要少一半。这样一来，国家法律与州县牧令倡议“无讼”的社会理想，要求民间自行解决词讼案件和笞杖案件，均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而非一味地道德宣示。

要而言之，无论是宣传法律知识与阅读法律书籍，抑或是民间社会常态的诉讼实践，都在说明中国古人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皆不弱。仍须指出，由于明清中国尚处在农业社会，也是一个乡土社会，虽然市场经济已经很活跃，人们的社会流动也很频繁，但是，毕竟与现代社会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来衡量。否则，即会出现“厚污古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