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波西米亚女郎

走在戒备森严的莫斯科红场墓地里，没有什么比看到一群前苏联的领导人当中躺着约翰·里德更有趣的了。这个放荡不羁又才华横溢的美国人，作为唯一亲身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写下《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外国记者，不管他后来滞留在俄国所受的待遇是否如他所愿，他的埋葬地都是列宁能给外国人的最大礼遇。在模糊的葬礼照片上，一位黑衣女子姿容悲恸地伏在棺木边，她就是约翰的妻子、情人、冤家、战友和同志路易丝·布赖特。

事后，约翰的另一个情人，纽约著名沙龙女主人梅布尔·道奇在看过照片后忿忿地说：“她一定为这次摆拍准备了好久，站在那里本应该是我。”女人间吃醋难免，况且以路易丝一贯的行为主义作风来看，摆拍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位富有的女继承人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路易丝是冲过重重危险和关卡，长途跋涉，费尽几个月的千辛万苦，才从美国几乎偷渡到当时被封锁的俄国与约翰见上最后一面的。这种事，道奇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唯有发生在路易丝身上才有可能。

这千里寻夫的桥段后来被8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Reds》拍得很壮美，路易丝是由红极一时、还没有开始演滑稽喜剧的戴安·基顿扮演，在这部主要讲约翰·里德的电影里，她完全被男主角兼导演兼男朋友的沃伦·比蒂掩盖了光辉，存在感不强。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中规中矩，没有该有的风流不羁。

如果路易丝还魂转世，看到现今满大街穿着奇装异服，动辄背包旅行，把eat，love，pray当作人生信条的波西米亚女郎，大概会吐一口烟圈睥睨地说，这都是姐玩剩下的。早在1905年，她就已经穿着自己裁剪的古怪夸张的衣服在俄勒冈大学的校园“招摇过市”。那时候能上大学的女学生少得可怜，她第一个涂口红，带头谈恋爱，编杂志，提倡女子投票，网络赌博，特立独行，一时无二，新潮得仿佛从一百年后穿越而来。

路易丝·布赖特自幼父母离异，母亲新组的家庭里子女众多，无暇顾及她。父亲是个激进的政治记者，神龙见首不见尾，尽管路易丝始终不用他的姓，这位不靠谱的生父基因里那反叛和激烈的爱尔兰因子，仍在她一生中所有重大的选择里如影随形。

毕业以后，在婚姻是女性唯一出路的时代，她嫁给了波特兰一个体面家庭的英俊青年。作为一个出身普通的美丽女孩，这无疑是攀了门好亲，本应该为她的一生画上了完美句点，从此相夫教子，再无波澜。然而，她的人生却是在约翰·里德出现时，刚刚开始。

初遇时，在波特兰谁不认识谁的交际圈中，她是抑郁无聊的小城少妇，他是回家探亲的青年才俊。她觉得波特兰的居家生活正在埋葬她的青春和热情，限制了她的才能。他则已经在波士顿纽约见过世面，嫌弃家乡闭塞保守。在那讨论八卦的沉闷的上流社会餐会上，两人都视对方如与众不同的辰星，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是唯一懂得自己的人。

无疑，这是两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相遇。尽管约翰在哈佛的时候就以风流韵事著称，但是这次相遇才让他觉得找到真爱；而路易丝则下了决心，将舒适安逸的生活抛在脑后，搬到约翰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狭小寒酸的斗室里。

上世纪初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大批文人骚客、政治活跃分子聚集，大家贫穷却很快乐，觉得世界时刻由他们指引方向。路易丝找对了气场，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既可以在思想精神上给予她裨益，同时还可以给她自由奔放的心灵以寄养。她不仅给报纸撰文，还参与戏剧创作和表演，并积极加入女权主义先锋领导的运动，还因此坐了三天牢。

与此同时，她和约翰结束了时髦的同居关系，终于结了婚，这却不能保证两人过上风平浪静的生活。约翰风流倜傥、热情洋溢，这热情没有只为路易丝一人停留，他终生周围女性不断，尽管两人说好“恋爱自由”，路易丝仍旧大为恼火；路易丝也不甘示弱，和当时初出茅庐，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发生了短暂恋情。但只消约翰一首短诗，她就立刻回到他身边，导致奥尼尔一度伤心欲绝，后来选择了一个和路易丝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做妻子，这是后话了。

她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是约翰的政治理想。比起女人，约翰更爱共产主义：他夜以继日地写稿办报，为工人福利四处奔走，为党派建立呕心沥血，时常被逮捕，在政治高压之下朝不保夕。相比之下，路易丝像个无足轻重的小女人，她不是革命者或政治家，在那时候甚嚣尘上的各种主义当中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和同伴的高谈阔论她有时候完全插不上话，他复杂的各种斗争中她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于是路易丝再度决定离开。这次她去了巴黎，给一个报纸当欧洲通讯员，决心开始新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约翰发来邀请，正如多年前他邀请她去纽约一样让人无法拒绝：“准备好冬衣，和我一起去俄国。”

彼时的俄国红海一片，革命一触即发，马上就要改天换地。两人尽管佳偶变成怨偶，但心里却都清楚，在这茫茫人海中，唯有彼此有着一样桀骜不驯的灵魂，一样把世俗当草芥，把人生当一场华丽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