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误译问题有多严重?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2)
“在今天,做翻译一定要有热情,因为回报太低了。”董风云说,如今“甲骨文”选译者,重点考察他是否对作品有极大兴趣,有兴趣,外语方面哪怕差一点,也可以使用,因为“英文底子查得出来,中文底子却很难查”。
论英语水平 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
专业人员不专业,著名翻译家胡志挥曾多次撰文批评这一现象。去年4月,拜访胡志挥先生时,先生表示:“我希望媒体能多呼吁一下,因为翻译事业已到这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不仅没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外语能力强”似已成“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标签,但胡志挥先生却不认同此说,他表示:“谁说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英语比老一代差得远。钱锺书、杨宪益没考托福,去国外直接就能听课,因为他们上高中时,老师就是用英文授课,今天哪个年轻人有这个基础?1949年前中国人可以自己出英文杂志——《天下》,这是什么水平?可现在我们做翻译,却离不开外国专家,已经70年了,怎么还离不开‘外国奶妈’呢?现在中国搞翻译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样多,名教授也多,但有几个在做中译英?”
胡志挥先生指出,以中译英为例,目前全国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对胡志挥先生的观点,胥弋表示赞同:“其实,许多老一代翻译家比现在的年轻人更了解世界,以萧乾先生为例,他是遗腹子,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后来进了我外祖父罗遇唐任校长的崇实学校,那是教会学校,很多课用英文授课,用的英文课本。现在年轻人接触英文时,差不多已10岁了,在中学阶段,基本接触不到英文授课。”
胥弋说:“即使在抗战时期,条件那么艰苦,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依然能看到最新一期的美国、法国文学期刊,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听说现在清华大学一些专业的课本也不再译成中文,我觉得这很对,将大大减少今后学术翻译中的问题。”
媒体人、译者宋晨希表示,翻译不只体现译者的外语水平,更体现其中文水准。一次,他偶然读到鲁迅先生翻译的蕗谷虹儿诗,宋晨希说:“太传神了,我和同学感慨了一晚上,真不知道鲁迅怎么想出来的。”
董风云认为:“年轻一代从事商务翻译,问题不大,但在学术翻译、文学翻译上,确实不如老一代,这一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毕竟从整体看,原创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翻译则更不行。”
酷评前人 不如做好自己
“到目前为止,翻译圈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众对翻译其实不太了解。”董风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译行业。目前整个内容生产行业的收入都不高,翻译就更少了,出版社也想多给翻译一点钱,但实在无力承担。到目前为止,翻译事业只能靠译者们的热爱来维持。”
大环境不佳,靠热爱又能走多远?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冰梅说:“对于每个学过翻译专业的人来说,看到喜欢的东西,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译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大概已成一种职业病了。翻译回报太低,如今愿意做的人很少,但总有热血的人,因为喜欢而投入其中。不论哪个社会,不论那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张冰梅刚重译完《飘》,才发现此前译本更近似于缩写,竟将原文中景物描写、场面描写等“觉得对故事没影响的段落”全部删除。但对老一代译者,张冰梅主张“理解之同情”:“评价人和作品,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看。老一代译者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检索条件,只能靠自己的积累,却能将这么多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把今天的译者放到那个时代,未必能做出同样的贡献。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已被视为经典译本,今天的译者在他的工作基础上,也许能做得更好,但在学术研究时,人们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本。”
陆大鹏则表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好,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却未必如此,我觉得,这是做翻译的人要特别注意思考的一个问题。挑前人的误译,一棒子打死,这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你挑别人的毛病,你自己也肯定会被别人挑出很多毛病来。”
引起关注总是一件好事
针对李继宏的犀利批评,网友们在豆瓣上曾发起“一星运动”,刻意压低他的译本评分,以致李译《老人与海》仅得了5.5分。作家梁文道却表示:“我目前为止至少看过七八种。对照原文,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真的觉得李继宏的译本是目前为止,的确比较忠实原著的一个译本。”
说出公道话的同时,梁文道也承认:“我没办法看完四十多种不同的翻译。”一本小说,居然有四十多种中译本,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张冰梅认为:“有些文学名著确实没必要出太多译本,那实在是太浪费了。包括《飘》,因为引进相对晚,原译本也没什么错。如果不是别人找我译,我没想过重译它。倒是一些书值得重译,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却少有人做。”
“有些小说之所以被反复翻译,因为商家在背后推动。”胥弋说,“我认为,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没译成中文,这些书对今天中国读者的价值更大,其中许多已成公版,,出版成本很低,我向国内很多出版机构推荐过,却没人感兴趣。倒是重译、再版世界文学名著,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有的译本是用翻译软件加港台译本拼凑出来的,毫无价值。”
叶倾城则认为,重译属市场行为,无需过多干预,且一些经典译本确实不好读。她说:“我女儿正在看傅雷先生翻译的《高老头》,可那时语言和今天不一样,我女儿说看不懂。”
一边是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乏人问津,另一边是已有较多译本的书不断推出新译本。一位著名翻译透露说,受书商所托,他正在翻译一本名著,该名著在国内已有30多种译本,过去一年多,他反复向书商表示“没时间”“实在没兴趣”,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说:“书商给了一个实在无法拒绝的价格,连获过翻译大奖的同行听说后,都表示不敢相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成本增加这么多,书出版后还能赚钱吗?”显然,只能依靠炒作。
“翻译圈存在很多困难,如果李继宏的批评能引起更多人关注,多少解决一些问题,那还是值得的吧。”一位受访者如是说,他再三提醒,务必隐去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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