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魏纪中怎样服务中国体育60年?看他轻松化解韩国上诉危机(4)
1979年10月,日本名古屋,中国正式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资料图)
原本认真准备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国际形势突变,中国加入了抵制行列,没有参加。这时,体育系统想起来,此前答应过萨马兰奇,要支持他竞选,遂派出四人团队来到莫斯科。团长魏纪中到达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找到萨马兰奇。
“我记得我用周总理的话一再强调的,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虽然我们抵制这次运动会,但是魏纪中来了。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我们没有投票权。可是我们答应过你,所以我们就来了。”魏纪中提出,在萨翁竞选期间,自己每天来“上班”,“你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八点钟上岗,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做些跑腿送信的杂活,有一次为了送信给一位委员,魏纪中等了五个多小时,萨翁知道了后很感动,说中国人守信负责。
“我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官,我那时候就是中国奥委会的秘书,他说,‘魏纪中,我的好朋友。’他很感动,中国人真实在。《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不言而信’——我虽然不说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可是我的信誉始终在那。”
除了建立关系,体育外交工作还时常需要化解危机。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之前,澳大利亚某电视台断章取义地播放了时任北京市某位领导的采访,称,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会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魏纪中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危机公关。
“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魏纪中在发布会上说。
外国记者提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是怎么回事?
“这我哪知道,你问他们。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对手正是北京。”
发布会后,魏纪中又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组委会官员会面,平息非议。
工作60年,魏纪中化解了众多危机
如今聊起曾经的外交风云,魏纪中说自己,“没有天赋。我做什么东西,就是想一切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我怎么完成,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你要给我灵活性。我之所以处理了很多难题,就是因为领导给我这个任务,但是放权让我在不违反整个大原则的情况下去完成。”
王奇认为魏纪中善于抓住外事活动中沟通的关键点,处事很有分寸感。
本届亚运会上,由于泳池拥挤,中国和韩国游泳运动员在训练时发生了摩擦。韩国投诉,魏纪中出面解决。问,你们发生的这个问题,是“打架”还是“打人”?韩国队称,是“打架”。
“魏老说,如果不是一方单纯地‘打人’,而是双方‘打架’,双方互相道下歉,运动员嘛年轻人,火气比较大。互相认错,互相原谅,就行了。”王奇转述道。
“他处理这种问题特灵活,抓那个‘点’抓得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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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体育产业,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全部任务
一方面讲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不乏灵活的变通,这也许是当初中体产业成立时,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委派魏纪中担任董事长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方面,爱钻研善学习的魏纪中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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