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史看“李约瑟难题”和优良政体诸问题(2)

人类文明是宇宙随机背景下的奇迹

前文探讨了第一个问题，如何脱离繁复的人名看待历史，脱离个人英雄主义而以“上帝之眼”看待人类。如何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只能在于人心，即解开人心中“人以群分”的偏见，包括了基于种族、宗教和国家等一系列的虚荣成就包装的认同感，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取得的文明成就只是基于随机状态下的运气所致。

为什么这么说？

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和蚂蚁无异，蚂蚁以它们的气味来相互交流，蚁群四处出击，广撒蚁网，收获食物。当一只英雄蚂蚁发现食物后，即回巢并沿途留下相关食物位置的气味，从而信息在蚁群中不断扩散，最终形成庞大的蚁群一起去获得食物。

我们人类和蚂蚁一样都是群体动物，虽然我们的感知要丰富和复杂的多，但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感知能力概括为类似蚂蚁味觉的“能力包”，我们的发现和成就只不过是类似一个个蚂蚁发现食物的过程，然后传播出去，只不过我们的传播的过程包含了和平的贸易和不平静的战争等多种方式。

人类发现火的过程肯定是偶然的，发现陶器的制作方式，学者们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偶然的失火烧着了泥土和草、树枝的混合物，从而发现了比太阳晒干更结实的陶器，最初的陶器甚至只是烧制温度为四五百度的粗陶，后来才有了窑制方式的更为结实的陶器，比如彩陶。人类驯化植物和动物的方式，都可以通过偶然随机的方式来解释。

但解释的背后，一定是其背后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比如农作物的产生和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有关，马的驯化和阿尔泰地区的草原上丰富的马资源有关。虽然我们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青铜冶炼属于独立起源，但有理由认为因为我们未能发现独立的红铜冶炼这一环节，而在西部陶寺遗址发现的红铜铜铃，使我们可以想象冶铜技术是从西部传播过来的，原始的西部通道并不像现在这么艰险，而是充满森林和草原，是迁徙大通道。

但是中国南方有丰富的铜矿，我们有理由相信，丰富的铜矿是中国青铜文明尤其发达的原因。春秋时的晋楚争霸或许和南北方的铜矿分布有关。

就目前的人类学而言，已经有权威的研究说明，华夏大地上的智人迁徙是一部分由南而北，即延印度洋沿海而来，一支迁往东南亚，最终的澳洲；一支迁往北部，有的还从朝鲜半岛迁徙到了日本岛，有的经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当然也有一部分从西部的大通道而来。

这些过程的痕迹，我们可以从华夏大地上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各自特征看出来，最终这些文化族群逐鹿中原，争夺黄河流域的丰沃土地，当然还包括了矿物资源。此种融合的过程，形成夏商周的历史，具体不表。

铁器的产生一般认为和陨石的利用有关，从而发现铁的冶炼，西方是从古埃及的陨铁开始使用铁器，赫梯帝国开始冶炼铁器，此也造就赫梯帝国雄霸一方。而有考古理由认为中国的铁器使用是独立起源，即至少从青铜文明开始，因全球气候的变化，冰川世纪结束，朝鲜半岛和日本岛被大海隔开，白令海峡形成，西域沙漠化，中华文明虽然和西方保持联系，但大通道形式已经若隐若现，可以说中华文明在此大地上以自我演化为主，局部交流为辅的形式繁衍和发展，并且困在黑铁时代的王朝循环中而不得出。

但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为后来的大航海贡献了指南针，重新联系了旧大陆，那些被海平面上升隔开的大陆又重新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中华文明各朝各代捣鼓了半天，发明了鼓风机等冶炼技术，但终究未能制造出冶炼钢的技术。

西方那边呢，西方和远东的中华文明相比，是一个非大一统形式的文明形式，因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围绕着地中海的竞争非常激烈，仿佛是人类的漩涡。欧洲又因为其山川和河流的非一致走向，导致区域政权不易被统一。西方和早期两河流域以及埃及古文明的衰落和兴起的模式类似，即城邦与帝国之间的呼吸模式，实力不足时是城邦，实力充足是帝国，从亚述、赫梯、波斯、雅典、马其顿、罗马无不如此，当然也是绕不出黑铁时代，最终无解似的进入基督教时代。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其唤醒。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及一个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中心区域作为保守势力的中心，一般因为维护中心的稳定而很难有所突破性的创新，而具有竞争力量的边缘势力能够带来创新。这是亚历山大在远征中早就思考过的问题，似乎新的帝国都崛起于新的不毛之地。西方的竞争格局，导致了创新概率上的更多可能，哥白尼作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汇地带的波兰人，或许耳闻过伊斯兰教关于天体运转的知识再加上在意大利所学的知识，从而创新地提出了不同于托勒密地心说的日心说，后来的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也证明了日心说的正确。

由此，科学的大门打开了。我们不经要问如果不是多政权竞争下的西方格局，不是因为美洲大陆离欧洲较近，甚至在很久之前维京海盗就曾从格陵兰岛到达过北美洲。欧洲是否能够更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君不见，西方伽利略时代的传教士来到中华帝国的中心，其数学和天文知识虽然令统治者大为钦佩，但因为其传宗教和儒学冲突，最终失败。清朝的闭关锁国，让中国失去了和西方的更多联系，直到钢铁时代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技术碾压式的“分分钟教你重新做人”。中国从中心走向边缘，而今又从边缘奋发图强，开始走向中心。

在欧洲的边缘，英国因为距离天主教的中心较远，其体制较为均衡，相对自由，不但造就了以牛顿为代表的一群科学家，更是在树木被砍伐殆尽，正使用煤炭之时，发明出反射炉，冶炼出钢铁。钢铁制造的蒸汽机能够开采出更多的煤，更多的煤冶炼出更多的钢铁，制造和使用更多的蒸汽机，这就是煤铁复合型工业的突飞猛进。划时代的工业革命开始了，后面的故事我们从教科书即可获得。

回到我们对人类的描述，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开启的核能时代，其实都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即“上帝”并不确定谁能取得突破性成就，它只是撒网似的提供多样性的条件，正如地球能够出现生命一样，于宇宙准则而言，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个条件组合的可能，而此可能制造出生命。

所以，就“李约瑟难题”而言，根本不是一个难题，先发优势并非永远的优势，中心和边缘，地理、资源和制度条件的约束，造就了各种可能。而如果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是谁、是哪个民族、国家、文明发展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已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无问西东。

作为约束条件，地理或难以改变，资源可以贸易解决，那么制度呢？

政体之循环、分形同构犹如埃舍尔的画

前文探讨了“李约瑟难题”，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人类走出了黑铁时代，而且中华文明在其中居功至伟。

可能有人会自我矮化地设问，如果没有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我们中华文明仍在王朝沉浮中走不出来，贫穷、愚昧、落后如影相随。但这种设问本身就存在问题，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东西方共处于欧亚大陆，相互交流。如何没有海上丝绸之路，伊斯兰世界将中国的指南针传到欧洲，我们就也无法设想欧洲还需要在黑暗之中摸索多久。

中华文明不是没有努力，我从殷商时代的巫师这一阶层中就能看出端倪，“巫”字的甲骨文是尺规作法的象形，可以看到这一阶层在蒙昧之中已在寻求科学，我也有理由相信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正是源于这一阶层。虽然汉代独尊儒术，但各朝各代都设有种种技术部门，探求提高效率和技术的奥秘，这一现象成为李约瑟的发问基础。

我们似乎应该惋惜，但如果告诉你另一些文明结局，我们就应该珍惜欧亚大陆的文明多样性下的碰撞与融合，以及这一切产生的良好结局。

按理说，智人走出非洲，离出发地越远的人，应该是更加聪明、强壮、具有冒险精神的一群人，如果不具备这些素质他们走不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亚大陆上，那些远离非洲的族群创造了非凡的文明。

我记得人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之所以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他在新几内亚岛调查时发现，那些处于石器时代的土著人并不笨，甚至要比我们所谓文明社会的人的平均智商要高。这很好理解，他们本来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用智慧和勇气四万年前就漂洋过海到达了此岛，恶劣、残酷环境下的竞争，导致只有相对聪明的人存活下来，而不像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包容度。

还有走的更远的人，他们就是美洲大陆上的文明，这些远征他乡的勇士们运气就没那么好，技术的发展不足以支持他们在高纬度建立文明，当西方人抵达北美时，印第安人还处于部落状态。他们在低纬度地区留下了玛雅文明的遗迹，他们已经发明了文字，在天文和数学方面颇有成就，也像离非洲较近的埃及人一样乐于建筑高塔，那些面具好像三星堆的面具，那些雕刻好似古希腊的雕刻，但是玛雅文明和它的继承者阿兹特克文明一样，还处于石器时代，连车轮都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比邻欧洲，或许会被考古为欧洲文明的曙光。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帝国一起，痛苦的在石器时代里打转，他们被大自然圈在了北美大陆。在那里，历史仿佛停滞。

我们发现制度因素没有成为讨论的重点。是的，在存在技术代差的两个文明之间，讨论制度成为多余的话题。

制度的最大意义是在于两个实力较为接近的文明之间的比较，而且似乎有点“剪刀、石头、布”的意味。我们往往批评中国近代史的初期学习西方时，注重技术，而不注重制度，其实是吹毛求疵，先技术后制度是正常的历史逻辑。

优良的政体这个问题其实从我们人类产生的那一天就存在，只不过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族群的扩大，产生新的融合和认同的问题。当我们作为个体生存时，自己是理论上最完美的制度：我们最民主，因为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百分之百绝对多数；我们最集权，因为自己只服从于自己。

然而作为个人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是原点，思考的原点，制度生发的原点，它被融合、被消灭、被产生。家庭、族群、氏族、家族、民族、宗教、国家、联邦、联盟，这一切都是人类随着自身能力的提高而产生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组织。

每一个组织的制度都基于“战争—政治—文化”这三部曲而产生与灭亡，武力或威胁的战争导致组织的动态变化，进而进入稳定的政治生活，这种生活状态的持续发展便演变为文化。越往后越难以改变，影响也越为深层。有一些组织刚跨过战争状态，不久就消失了，比如蒙古帝国，所以影响较小。而中华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则不一样，他们都经历过长时间的共同政治生活，而成为至少几代人的记忆，内化为文化，成为跨政权的存在。

每个组织，它可能有不同的称呼，希腊的城邦，周代的诸侯国，各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他们都在三种形式的政体以及政体混合物之间竞争，从而塑造出基于当时技术条件的政体。这就是西方哲人提出的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他们分别代表了一个人的统治、一群人的统治和所有人的统治。西方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一切是一目了然的，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或许会根据现代政治价值判断哪一个政体为优良政体，但历史现实不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代，实行法家思想治国的并非是秦国首创，而是郑国，第一个铸了“刑鼎”，后来的魏国更是由国君主导以法治国，任命法家杰出代表李悝任相，还将法律集结为第一部法典《法经》，但最终统一六国的不是郑、魏，而是后来者秦。

秦为什么能统一六国，而后又未能形成文化层级的帝国，而是由汉继承其衣钵，或许可以另文论述。正如赵鼎新教授指出的那样，秦的成功在于作为边缘封国，没有魏国这些传统诸侯国的贵族势力的阻挡，更易实行变法。秦可以更广泛的实行更具效率的郡县制而非封建制。

但是以现代眼光看，封建制难道不比郡县制民主吗？

总体而言，我们纵观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由技术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形式，比如石器时代的族群，青铜时代的氏族，黑铁时代的家族，钢铁时代的民族。

一个时代的崛起和衰落，大概有着相应有所偏重的优良政体：民主制、贵族制和僭主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正如我们第二部分所说的，偏民主的制度宜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从而更高的概率达致跨时代的技术，而技术停滞时，偏集权的制度更利于高效率的使用现有技术。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和组织的扩大，它们有了不同的称呼。

所以政体并不存在进化，而是处于循环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政体会在不同的时代以类似的面貌出现。而今我们已经很少见到这些单纯的政体形式了，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大，已经不是村落、城邦这些简单形式了。现代文明国家都是混合政体，他们混合了这三种政体。就像人类的基因在混合一样，政体也在混合。但是混合并不能消除循环，只是减少了大循环的历史空间。

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将三种政体的循环简化为对自由和权利的度量，从民主制、贵族制到僭主制，自由和权利受保护的程度越来越少。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度量当今世界各种政体的趋向，以及我们应该在哪一方面有所侧重，不过这些侧重的改革并非由个人的设想而完成，而是由此政体的自觉，这种自觉来自外在的政体竞争。如果说过去的政体竞争是通过战争，而今则精细化得多，各个政体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竞争指标的管子：GDP、房价、股市、汇率、PM2.5……

确实如此，核能时代的人类的组织形态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能通过战争的方式决出优良政体，这种方式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在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虽然我们认为它的信仰者越来越少，但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的人数还远远少于民族主义者。

此即今日危机之根源，有识之士不得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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