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2)
“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饭，喝着粗叶茶，谈论着家长里短，凭着自己的双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劳碌。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闹事闲民》中描写过一个淡泊无为的“活庄子”。这是一个在独居的老人，外界的风云变幻，好像都与他无关。
虽然身在闹市，却在内心修篱筑菊，每天吃着简单重复的食物，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静静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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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奢侈的莫过于，不论长到什么年纪，都有一颗童心。
全家老少都称他“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
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
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
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
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汪曾祺的姐妹称父亲是“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疯玩，与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在田间奔跑，做西瓜灯。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了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选择。
儿子有一年把一个正受林彪迫害的黑户带到家里来。儿子惹了这么个麻烦，他忍不住责备儿子，责备完又立刻明白过来，儿子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和尊重。
于是立马道歉，让儿子同学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导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以平等的姿态相处，带点儿童心童趣，有点儿幽默感，最终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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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还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有一双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从自然中寻找到美，寻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达，他写的花草既不名贵，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鸡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从他的文中，或可提炼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种姿态：
第一种：如栀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态。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第二种：学会细细品尝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才不至于失去希望后就绝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第三种：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第四种：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
“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第五种：在闹市中习静，内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写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
本期作者：子衿，85后女子一枚，法学博士，热爱生活,喜欢阅读，相信文字的治愈力，找寻内心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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