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提交了编号为“01608”的申遗文本。12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送王船/王船/王舡仪式和维护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相关做法一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归属不同的行业领域。但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审视文化价值，成为共同的发展趋势。
以“送王船”为标志，这种趋势开始清晰起来。
1987年，中国第一批文化、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8年，出现第一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送王船”列入非遗名录之前，厦门已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
“送王船”申遗过程非常值得回溯：民众和基层社会力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申遗过程跌宕多舛却坚持多年。最初的联合申遗阶段，是期望海峡两岸携手而行；最终由中、马两国申报成功。这种跨地域、跨国家的漫长合力过程，非常考验专业水准也非常“熬人”。在读了申报背景资料后，我忍不住致电给并不熟络的申遗团队成员表达敬意。电话另一头的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是承担国家级非遗“闽台送王船”和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保护单位。
这种成功，需要人的视野和推动力。视野好说，动力则有点难——“为啥要把一个事情搞那么复杂？”
20世纪80年代，中国拿出手的世界遗产都是自己顶尖的；过了20多年后，“大运河”文化遗产则有意识地留下了广阔的、可供进阶延展的价值现象空间。增加隋唐大运河西至洛阳，增加浙东运河南至宁波，都为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做了铺垫。现在，以线性遗产为代表的工作方法开始发力。继2014年中、哈、吉3国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有关方面正积极寻求与有关国家联合推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万里茶道”也进入申遗预备名单。
在这些大背景下来解读“送王船”和其跨国联合申报路径，就不单是一个地域文化现象或“非遗”方法；而是体现了在世界遗产平台下，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理解和实践的进程变化。
这种不断增长的责任和担当，也当然会非常具体地更新随后的遗产价值阐释视野：由文化到哲学、由局部到整体、由单独到联合，这些都会随之成为常态，成为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