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感觉西安很“厚” 能让人产生无数联想

　　马伯庸，一个公认的“文学鬼才”，其作品涵盖悬疑、历史、科幻多个领域；文学功底深厚，曾获人民文学奖、科幻银河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专业文学奖项。在网络上有一大批极其忠实的读者追随他多年。

　　而马伯庸对西安的好感非常明显，他多次来西安，个人也非常喜欢过去的长安城。此次来西安，马伯庸应邀参观了陕西省图书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陕图举办了《显微镜下的大明》新书分享会。分享会前，马伯庸接受了华商报、华商网的专访，他分享了很多写书、读史的心得，谈到自己非常尊敬的历史人物诸葛亮时，马伯庸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谈及自己热爱的长安，马伯庸也很感慨，在他看来无论是当年的长安还是现在的西安，都是满足很多文化人一生梦想的地方。

　　《显微镜下的大明》

　　有个故事主人公名字像“肉夹馍”

　　写的时候很容易就饿了

　　华商报：看过你的很多小说，你说《长安十二时辰》灵感来自于知乎上一个脑洞提问，那么想请问一下《显微镜下的大明》和《七侯笔录》这两部作品的脑洞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创作背景是什么？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是我在三年前无意间接触到一个明代地方志里很简单的一段话，我觉得事件很有趣，想了解得深一些。后来找资料越挖越深，再后来发现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少有的基层案例。所有资料都非常完整，所以我想把它写出来，应该说叫纪实文学或者纪实报道这类东西吧。后来写出来发出去，大家反响都不错。再后来我对明代地方志兴趣就更大了，连续找了七八个这样的故事，然后就出了本书。

　　《七侯笔录》其实不算新书，它是我在大约十年前，因为一时好奇写过的一个有些奇幻色彩的国学小说，后来写了一半就没往下写，今年有时间了，我把它加了一个大结局，也算是还愿了。

　　华商报：《显微镜下的大明》《七侯笔录》这两部作品里面最喜欢或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谁？

　　马伯庸：这和咱西安还有点关系，《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我最早想动笔写这个故事的契机，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叫帅嘉谟，但写出来就跟“肉夹馍”一样。所以整个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容易饿，写着写着主角就窜到肉夹馍那边去了。但是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因为他数学很好，就去研究当地税收的记录，结果发现当地多交税了。他就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向一个庞大的体制进行挑战，要求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把这些多交的税免下来。你想一个平民在等级那么森严的封建社会，想做这样的事难度可想而知，但他咬着牙坚持了八年，几乎就是一个八年抗战，最终被他搅乱了局势，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虽然他做成之后朝廷以闹事之名把他发配了，但是他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就变成了英雄，我觉得这种悲剧英雄，以一己之力挑战权威的人物很有文学上的魅力。

　　华商报：你能用一段话分别将《显微镜下的大明》和《七侯笔录》介绍给还不太熟悉它们的读者吗？

　　马伯庸：如果你想去了解中国古代的基层老百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那么可以来看《显微镜下的大明》，它算是比较少有地把视角放在基层百姓身上的案件实录。《七侯笔录》是一个以中国传统国学和这些文人作为想象的一个载体，让它们和现代人彼此之间有一个碰撞。

　　历史题材不一定沉重

　　诸葛亮真正值得尊敬的是他的坚毅

　　华商报：从历史类的《长安十二时辰》到推理类的《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还有最近出版发行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七侯笔录》，你最得意、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

　　马伯庸：我觉得目前来说个人最喜欢的小说类是《长安十二时辰》，如果是非虚构类的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因为它也算是给我开拓了一下视野，没有一直局限在文学创作中，历史也有它本来的魅力。

　　华商报：我们看到你的很多部历史题材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我们知道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比较沉重，非专业读者不易接受，，你在创作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吸引读者的呢？

　　马伯庸：历史题材不一定完全是沉重的，我问过很多读者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就是并不是对历史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感兴趣，而是从这些人、这些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现代人读历史读的是一种共鸣。历史无所谓沉重或轻松，而是你能不能找到你和历史中相契合的那一个点。所以在写的时候，会刻意地思考一下，到底现代的人会想从历史中提炼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华商报：历史人物中最喜欢的、带给你灵感最多的是谁？

　　马伯庸：给我灵感的很多，诸葛亮是我比较喜欢也比较了解的。前几年我从成都沿着他当年北伐的路线走了一遍，到汉中、秦岭、宝鸡、西安，整个开着车走了一圈，想对他有个更深地了解。我原来对他的印象跟普通大众一样，就是智慧的象征，非常聪明，非常强大，但是我走完那一圈，包括后面也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之后，我发现其实真正历史上的诸葛亮，值得我尊重、真正让我仰慕的不是智力，而是坚毅。因为我走过那条路之后，我知道从汉中跨越秦岭有多难，还是现代有公路的情况，有汽车。但在那个时候，他做这件事情，非常艰苦，从头到尾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说，他这种能够燃烧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去完成一个承诺的时候，比他的智慧更值得纪念。

　　华商报：会不会写一部以诸葛亮为主角的书？

　　马伯庸：很难，我想过，但特别难。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太过充实，关于他的作品也太多了，在既有作品中杀出重围写出新意来，是一件很难的事。尤其我对诸葛亮的感情比较深，这种用情越深反而会不适合去写，很难后退一步以一个客观态度去写。

　　看到“韦曲”就能想到诗词

　　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最理想的典范

　　华商报：说到西安，我们必须要来说说《长安十二时辰》这部作品，作品可以说是对长安城的七十二坊了如指掌，从这部作品也能看出来你对长安的情谊，你曾经说，如果西安要改名长安，你第一个举双手赞成，那你如何评价唐朝的长安城与现代的西安城呢？

　　马伯庸：说赞成改名这只是一种情怀，但是我也仔细查考过，就是现在叫西安也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强行把一个名字改了，也是行政归属的沿革。唐代长安我觉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最理想的典范。不管是它的形制也罢、气质也罢，或者里面这些居民。你想，那个时候长安城就和现在那些国际化大都市很像，包罗万有。而且价值观多元，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但是他们到长安都可以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一种泱泱大国的气质，这个应该算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巅峰吧。

　　华商报：那么对现在西安的印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