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幢寺：清代广州的涉外寺院

大雄宝殿

斋堂

舍利塔

海幢寺地图

▲海山门

地藏殿

□蔡鸿生

位于珠江之南、属广州城外的海幢寺，与广州城内的寺院相比，更适合接待洋人

清代广州的佛寺，介入“夷务”时间最久、程度最深的，当属珠江南岸的海幢寺。所谓“夷务”，指的是中西之间的通使和通商关系。下面我们来说说这段罕见的佛门往事。

壹

光孝寺是最早介入“夷务”的广州寺院

从明代中期开始，葡萄牙人逐步向东扩张，其洋船也前来广州进行窥探性活动。在地方当局安排下，城西古刹光孝寺，第一次与洋人洋事接触，揭开了寺院介入“夷务”的序幕。据刑部尚书顾应祥（曾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追忆：

在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有两艘西洋大海船突然来到广州，一群高鼻深眼、头缠白布的洋人，直接来到怀远驿（广州接待洋人的地方），称是佛狼机国（葡萄牙）使者，来华进贡。两广总督陈西轩闻讯，下令先在光孝寺练习朝贡礼仪，然后与他们见面。

在广州寺院介入“夷务”问题上，可以说光孝寺首发其端，海幢寺则是后来居上了。

海幢寺始建于明末，清初才大举扩建。经过曹洞宗四代僧人尤其是今无（阿字）法师的苦心经营，借助平南王尚可喜及广东巡抚刘秉权之力，逐步建成殿、阁、楼、塔、堂、舍一应俱全的丛林（指大寺院）。

到乾隆年间，该寺占地宽达10万平方公尺以上。其地理优势，在当年的《募建海幢寺疏》中已作简要介绍：

“海幢之地，带珠江一水，近城郭而不嚣，入山林而不僻。潮汐吞吐，峰峦照映，烟云浮没，势高显而形平整。”

这个与广州城隔江相望而又不嚣不僻的“海幢之地”（处于河南，当时属广州城外），比光孝、华林、长寿、大佛寺等城区四寺庙，更适合乾嘉时代处理海事和夷务的官方需要。

清代海幢寺由于在广州城外，清政府利用它接待洋人。

贰

两广总督在海幢寺会见英国使团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次年到达北京谒见清帝，后经广州返回英国。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在海幢寺为使团举行“谢恩”仪式。据使团随员约翰·巴罗记述：

“我们从这里（十三行商馆）前往河对岸，那里有一座为此用杆和席搭盖的临时建筑（在海幢寺天王殿前平台搭建的彩门和红幡）；其中有一幅黄丝屏风，上面用金字绣上皇帝的名字。总督和官员们在这屏风前例行跪拜，表示感谢皇恩，因为他恩赐我们旅行顺利。”

当时，使团人员下榻于附近的行商花园，并曾到花地游览，向花农购买玫瑰花籽，带回英国栽培，名贵的“马戛尔尼玫瑰”，即由此而来。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管派团来华祝贺乾隆皇帝登位六十周年。途经广州的时候，两广总督长麟照例在海幢寺接见使团，而且亲自向使团成员解释说，遵照皇上旨意，不得在官署接待大家，所以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并说去年马戛尔尼使团由北京返抵广州，自己也是在这里与他们会晤的。

当然，上次是“谢恩”，此次是“接诏”，地同而礼不同。时人王文诰曾写过一首诗，记述这次“接诏”情况，从诗中的“龙象花宫涌海幢”；“万斛琉璃挂彩门，氍毺帀地映红幡”；“乐奏钧天语带温”等词句，就可以看出接待礼仪的隆重气派。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到北京，以不肯行跪拜礼被拒，从京城返抵广州时，两广总督蒋攸铦在海幢寺与阿美士德会晤，现场情况如下：

广东总督由抚院和海关监督陪同，于中午前往现在作为不列颠使团驻所的河南寺（海幢寺），事先已在通往主神殿的人行道两旁建了几个临时房间，……上述的三位中国官员到来，进入这个房间，并坐在一张黄色的桌子左方，即大位。桌子放置皇帝函件，并向特使报告他们的到来。

这一次海幢寺会晤，是在室内举行的。它既不是“谢恩”，也不是“接诏”，当然就没有从前那样的排场了。

除上述三次“夷务”礼仪外，海幢寺还经历过一次道场被改成试场的突发性事件。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英在华南割占九龙司，并一度兵临广州，贡院被占，致使当年南海、番禺两县童生的应试地点，只得改在海幢寺。

叁

十三行的洋人出游必须日落即归

海幢寺多次介入广州“夷务”，为它带来与日俱增的信息效应，成了外销画的题材和新闻报道的对象。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外销画，有洋人（英国、西班牙）订制的海幢寺全景图，全套九十余幅。海外的英文报纸，也曾向读者推介该寺。

声名远播的海幢寺，自然成为西方人士到广州的必游之地。何况早在乾隆年间，民间已形成一条跨越珠江两岸的环形游览线，其中心就在海幢寺。当时，来海幢寺的西洋游客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海幢寺的常客

居于十三行商馆区的洋人，在乾隆末年获得一项官方许可的郊游权利，由此便出现了一批海幢寺的常客。

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间（1794年—1795年），根据留粤英商波朗的禀求，经两广总督长麟批示，同意按照所定下的规定，让洋人到海幢寺等地游览：

查广东人烟稠密，处处庄围，并无空余地，若任其赴野闲游，汉夷语言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该夷等锢处夷馆，或困倦生病，亦属至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微散解，应令赴报，派人送带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商馆），不准在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前往滋事。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又作批示：

……从前原定每月两次准该夷人出外闲游，兹酌定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名，……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限于日落时仍赴各口报明回馆，不准饮酒滋事，亦不得在外过夜。如不照所定日期名数，或私行给予酒食，一经查出，定将行商通事从重究治，夷人即不准再去闲游……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因“近年该夷人往往不遵旧章”，再次重申了禁令。

经过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上述禁令已失去约束力，完全被置之不顾了，一些西洋人带着枪械，雇上小艇，到珠江南岸的村落树林打鸟雀，并与村民发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