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说话：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大学入选“四大排名”的总量靠前、名次靠后的现状，要求加大资源投入，实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集体挺进”
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及发展与一国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既密切相关又相互促进。工业革命后，英、德、美三国相继成为各个时期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科技创新创造中心，其综合国力获得极大提升，且本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亦随之发展壮大，当前雄踞于“四大排名”前列的美、英、德高校实为各国近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强大国力与先进教育之体现。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5年开展“211”“985”等重点建设工程以来，国内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入选“四大排名”的大学总量渐居世界前列，但相较美国，我国大学入选量仅为其1/5—2/5。
另外，我国入选的大学名次结构呈“金字塔型”整体排名靠后，在转变成美国式的整体实力突出的“水桶型”结构上还任重道远。我国教育发展和国力积淀均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赶超西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尊重历史、认清现实，按照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要求国家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资源和科研资源。
“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其对引领全国高校整体实力提升、带动我国大学由“金字塔型”向“水桶型”结构转变具有极强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须在完善建设资金管理制度和建设成效评价体制机制的前提下，长期对拟建设的“双一流”大学进行强有力的资金投入，切实解决其资金不足及发展乏力问题。
同时，借鉴美国委托一批大学参与“阿波罗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进而催生若干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通过实施一些世界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建设一些世界级的国家实验室等措施来引导一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我国大学建设、学科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以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提升科研水平。
（二）我国大学教学、卓越科研及影响力维度差距明显、理念落后的现状，要求加快推进教师评价体制改革，形成科教事业发展的“卓越导向”
美、英、德、日大学在教学、卓越科研和影响力维度上整体具有师生比高、前10%和1%论文占比高、篇均引用高等特点，反映出四国大学的教师投入量大且其高水平科研成绩突出的现实。这些国家的大学拥有科学、先进的科研评价制度作为保障，并能够吸引到全球一流师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在其他观测点得分均高的前提下，此四国的“师均引用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教师可全身心致力于教学授道或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之中。
反观我国大学，在上述维度上的全面落后，与我国现行“重数量、轻质量；重应用、轻基础”的科研评价导向和“科研优先、教学次之”的教育理念有极大关系。我国大学中教师科研水平与职称晋升的量化评价和唯刊物级别导向，使得学术研究倾向于急功近利地快出成果，重视成果发表刊物级别而非其质量水平。
科研中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不仅无助于大学的卓越科研，而且影响乃至降低大学的科研影响力，同时亦极大消耗教师精力，无法全身心投入“立德树人”相关活动之中，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弱化。
教学是大学教师的生存基础，科研是提升教学的重要手段。“双一流”建设方案突出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其第一责任人还是教师。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加强人才引进聘用与内部培养提拔，形成数量充足的一流师资队伍和卓越科研团队，使“师生比”这一硬性指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也要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强化师德考核，实化和细化“立德树人”教育成效，突出教育教学业绩评价，扭转教师对教学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还要深入推进科研队伍分类建设和分类考核，弱化甚至取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全面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的评价制度，实现教师的科研产出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三）我国大学国际化维度吸引力差、社会服务维度参与性高的现状，要求重新审视二者的利害关系，实现我国高校致力“引智自强、服务国家”
与美、英、德等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在论文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得分较高，但在吸引国际师生方面表现较差。此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大学还需依靠国际合作来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在吸引全球优质师资力量和生源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打铁还需自身硬，现阶段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国际化”应成为学校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追求卓越、取得国际优势和领导地位的重要推手，在开展国际科研方面，要鼓励国内师生积极参加国际重大科研项目和参与解决全球性事务，并力争成为科研成果的主导方而非参与方；在吸引全球优质师生方面，应以提升我国的科研水平为根本目的，而非简单地招揽外籍力量以提升其排名表现，陷入“为排名而国际化”、“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怪圈。
我国大学在社会服务维度上的领先表现，既有其应予肯定之处，也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企业并未成为创新主体的当下，我国大学需同时肩负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成果转移转化等多方面任务，其可能有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知识转化和技术转让，也可能会挤压大学开展基础研究、顶级研究的空间。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是国家从事基础研究的主体部分，需肩负起国家赋予的重大责任，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当将更多精力置于基础研究，研发原创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推动突破行业产业技术瓶颈，从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中真正起到支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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