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并不为了什么，只因你全然适合我的趣味

文｜慕容素衣

从前的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从前的情书，却比现在美得多。

早在2014年，我的微博、朋友圈都被“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刷屏了。这句话出自一个名叫朱生豪的人，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

以前一直觉得，如果要当选民国最美情话，肯定是在沈从文、徐志摩、鲁迅之间任选其一，直到朱生豪重新被发掘。

▲朱生豪与宋清如

沈从文的情书是典型的单恋中人的情书，一派痴情，略带孩子气。比如：

带着茫然无措的稚子气息，爱让我们的大作家卑微到“只想下跪”，让人心生怜惜。

徐志摩的情书是典型的热恋中人的情书，如痴如醉，火爆热烈。比如：

看得出来，我们的诗人，已经被爱冲昏了头脑。这样的爱，热烈得未免过了头，让读的人脸红。

鲁迅的情书则是典型的夫妻之间的家常情书，著名的《两地书》尽管大多写于他和许广平恋爱时，却大多是关于柴米油盐，琐琐碎碎，离不开日常生活。比如：

信中，他亲昵地称许广平为“害马”，有时也称她“小刺猬”，倒是显露出活泼的一面来。

但绝大多数时候，他写的信都是家常里短，读起来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恋人，倒像是夫妻。

朱生豪的情书，迥异于以上三人的风格。不至于热烈得过了头，也不至于琐碎得太絮叨，缠绵得恰到好处，炽烈得恰如其分。

一贯深情，偶尔俏皮，有一种不疾不徐、舒缓自如的情感洋溢其中：

在一个远离情话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绵绵情话，忽然有些恍惚。爱情在这些情话里呈现出最完美的一面来，没有猜忌，没有懊恼，有的只是欢喜，只是诗情画意。

沐浴在爱情之河中的人，无一事不觉得称心，就像朱生豪在信中所说，“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

完美的爱情，宛如完美的天气，令有幸遇到的人愿意永远活下去。朱生豪和宋清如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他们遇到了彼此。

在嘉兴朱家的故居里，挂着一副题联：“才子佳人，柴米夫妻”，那是他们结婚时，由著名词人夏承焘特意为这对新人撰写的。

结婚前，他们是才子佳人。

初相遇时，朱生豪还是个一名不文的穷小子，却已初露才华，被称为“之江才子”。宋清如则是大家小姐，写得一手好诗。

施蛰存说她的新诗有“如琼枝照眼，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之才能”。

这位小姐年轻时以特立独行闻名，进校时就宣称“女性穿着华美是自轻自贱”，又说“认识我的是宋清如，不认识我的，我还是我”。

他们因诗结缘，当朱生豪看了宋清如的诗稿《宝塔诗》后，被其中蕴含的灵气和才思深深触动了，于是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和她诗词相和。

宋清如这样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他的外表如孩子，腼腆、寡言，在同学们看来几乎“没有情欲”；他的内心却埋藏着一座火山，堆积着太多炽烈的感情，只待喷薄而出。

沉默克制的人很难动情，一旦动了情，就会倾其所有，矢志不渝。朱生豪就是如此，宋清如之于他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累积多年的情感。

他们相识仅仅一年后就面临了分别。他去了上海工作，她继续留在杭州念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鸿雁传书。

临别时她送给他一支笔，就是用这支笔，他给她写了500多封情书。

这是一场构筑在“纸”上的爱情，婚前他们相爱十年，有九年在通信。

朱生豪把他最好的一面都展现在信里了，只有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他才能够实现真正地无拘无束、潇洒自如，可以深情款款，也可以任性调皮。

谁能想到，那个在同学眼里沉默得近乎木讷的朱生豪，笔底居然如此活泼又如此丰盛。

在信中，他戏称宋清如为“阿姊、傻丫头、青女、无比的好人、宝贝、小弟弟、小鬼头儿、昨夜的梦、宋神经、小妹妹、哥儿、清如我儿、女皇陛下”等，自己则谦称为“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丑小鸭、吃笔者、阿弥陀佛、综合牛津字典、和尚、绝望者、蚯蚓、老鼠、堂吉诃德、罗马教皇、魔鬼的叔父、哺乳类脊椎动物之一、臭灰鸭蛋、牛魔王”。

这样的诙谐，想必宋清如读信时，一定忍不住会喷饭吧。

分离让他们刚刚建立的感情更加炽热，所以朱生豪说：“似乎我每次见了你五分钟，便别了你一百年似的。”

他们的感情在纸上早已燃到了沸点，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聚少离多，偶尔见了面也是淡淡的，两个人都不像信中那样自如。

我们的情书大师，好像还没有掌握让爱情在现实中升温的决窍。

这场过于漫长的异地恋一谈就是十年。在此过程中，宋清如拒绝过朱生豪的求婚，理由是她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此，朱生豪很有耐心，给爱人写了一封饱含哲理的信：

爱情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朱生豪年轻时也是很迷茫的，一度沮丧地对宋清如说：“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非自杀不可。”

幸好在认识宋清如不久后，23岁的朱生豪确立了一生的志向：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当时他将翻译事业当作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也为了给中国人争一大口气。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莎翁的译著当成一份“爱的礼物”献给宋清如。

他在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这样的志向，对当时的朱生豪来说，几乎称得上是凌云壮志。要知道，那时他只是一个在世界书局任职的小职员，籍籍无名，毕业的之江大学也不是什么知名学府。

当时翻译莎士比亚的，可都梁实秋这样的前辈。一介后生小子，敢和文坛大腕较劲，真叫人替他捏一把汗。

宋清如却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支持他，并在经历了多年的爱情长跑后，毅然和他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一年，宋清如已经31岁了，朱生豪也有30岁了。

两人一贫如洗，连婚礼上穿的衣服都是借来的。可他们心心相印，有着对未来最坚定的信念。

结婚后，他们是柴米夫妻。

有人曾经问宋清如怎么形容他们婚后的生活，她简洁地回答说：“他译莎，我烧饭。”

贫穷的日子里，朱生豪仍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才子书生，一心扑在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上。

宋清如呢，这个写得一手“如琼枝照眼”般文章的佳人，却从此洗手作羹汤。

为了贴补家用，宋清如除了主动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外，还常去缝纫店揽些针线活回家“加班”。

为了量入为出，她每月上旬总先把柴米买好，其他开支能省的一律省去。她带回家的蔬菜常常是“一清二白”为主，即青菜和豆腐，吃到鸡蛋就算“开荤”。

没有钱买牙粉，他们便用盐代替。朱生豪的头发长了，宋清如亲自拿剪刀修剪。

物质上，他们是困窘的，精神上，他们却是愉悦的。朱生豪译好的稿件，宋清如是第一个读者，同时扮演着校对者和欣赏者的角色。

艰苦的翻译工作之余，他们一起选编了《唐宋名家词四百首》，作为译莎之外的“课间休息”。